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
1996年，费孝通。摄影/王文澜/FOTOE
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12.20总第1025期《中国新闻周刊》
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周晓虹刚满27岁。那是1984年10月17日，正值南开大学65周年校庆，上午10点半，周晓虹和班上的同学没去参加校庆，而是在主楼的教室里，等从北京赶来参加南开校庆的费孝通专门和这批他为重建社会学而招进南开的年轻人见面。
社会学这门学科，自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传入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已有20多所大学开办社会学系，产出了陶孟和的《北平黄包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北平贫民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多部当时具有极高社会价值、如今已成为珍贵史料的成果。
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被取消，社会学的一切课程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补课”，已年近古稀的费孝通才又举起大旗，组织重建已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
周晓虹所在的班是费孝通主持、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研究生班，之前还有一届，是从各大学推荐挑选的为期一年的专业班学生中再选出的。1984年，从周晓虹这届起，社会学研究生班恢复考研制。后来，这两三届由费孝通亲自授课的学生，很多进入各地大学参与组建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的第一批青年学者，南开大学的社会学班成了社会学的“黄埔军校”。
2019年5月，周晓虹主持走访了四十位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中成长起来的华人社会学家，记录这一重建历程，编著成书——《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于2021年5月出版。
中国的社会学，从传入到大学建系，再到实地调查研究开展学术活动，曾花费了两代学人的心血，四十年过去了，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又经历了两代人。
社会学的“黄埔”
张静本科的专业是哲学，她发现这种跨界在他们班一点不稀奇，同学周晓虹本科最早学的是医学，胡荣的专业是政治教育，方宏进是计算机……大家从不同专业走出来，唯独没有学社会学的。他们多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或第二届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本科教育尚无社会学专业，南开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社会学研究生班兼容并蓄，什么专业的学生都招。
1993年，张静(左一)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高锟(左二)、郑杭生(右二)、李沛良合影。
张静、周晓虹和他们的同学对这门已经中断27年的专业几近一无所知，社会上更是不明白社会学学的都是些什么，他们多数因为对费孝通的仰慕而来，也因这门学科正在重建而充满好奇与求知欲。
既然尚在重建，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没有师资。费孝通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家住北京，公务繁忙，常常抽空到天津给学生上课，从他研究的小城镇问题讲到西北开发，但他一个人应付不了三十几个研究生班的学生。而南开刚刚组建的社会学系，老师都由其他专业转过来，接触社会学的时间并不比学生长太多，不要说开课，有的老师甚至也考入研究生班，和学生一起学习，既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同学。
周晓虹记得，有几个学生觉得不满，包括他自己，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去找系主任苏驼理论，苏驼和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深谈。那时，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虽然开了，也有费孝通这样的泰斗领衔，但很多高校对此颇有顾虑，曾经的“帽子”让他们心有余悸，不敢轻易迈出步子。南开以前没有过社会学专业，没有取消社会学的经历，思想上没有包袱，苏驼本人对社会调查也有偏好，这才接下了这副担子。周晓虹还记得苏驼当时说的话：“我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社会学重建起来？所以我就想，我先把它搞起来，尽可能在外面请一些人来，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自己去读书。”了解了个中原因后，再没有人和苏老师闹了。
系中无人，学生却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南开竭力聘请了大量国外知名学者。南斯拉夫的波波维奇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讲经济社会学，来自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蔡文辉教授西方社会学理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曼德尔夫人开设了美国家庭和组织社会学两门课，约瑟夫·施耐德讲社会调查方法……来做短期讲座的国内外学者就更多了，由于南开是最早创办社会学系的大学，凡到访中国的社会学者，都要来南开看一看。
海外教授传授的知识、视角和思维方式打开了这些学生的眼睛，他们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也为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树立了学术标杆。张静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富永健一讲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让她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整个社会的规则和行动取向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质的改变。
80年代中期，很多知识分子刚刚从运动中回归原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丢掉书本太久了，因此那时的学术风气认为，理论研究高于田野调查。但南开聘请的这些海外教师包括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费孝通，留给学生一个核心的观点。
1995年夏，周晓虹(左)在北京“浙江村”做田野调查。
他们的观点对那一拨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懂得兼顾读书与实践。南开图书馆的藏书不少，但就是没有社会学方面的书，凡是学生们能找到的，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美国和美国人》，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读。业余时间到大街上摆摊，搞街头咨询，做社会调查。最后一个学期，他们深入河北定州的乡村，将80年代的定州与李景汉30年代的调查情况作比较。后来的事实证明，田野调查是培育社会学的土壤，中国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成果都从基层中来。
如今已经从社会学院院长的岗位上退出，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周晓虹回忆，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紧密相连，这个被取消多年、同改革与开放年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他在毕业后很久，还怀念当年南开的自由之风。
“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普遍有推动变革的取向？我相信跟那个时候受的教育有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麻袋一麻袋地收集农民的书信
1987年，周晓虹和同学们从南开毕业，他回到家乡南京，到南京大学任教，先进入哲学系，第二年参与组建社会学系。张静进入人民大学，到组建不久的社会学所任教。
这一年，复旦大学也在组建社会学系，正在哲学系任教的张乐天主动要求加入。张乐天1978年考入复旦时已经30岁，在这个年龄才开始做学问，他一直认真地琢磨，自己到底要研究些什么。在哲学系读本科时，他上过社会学的课，当时没太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社会学，但当1987年加入社会学系筹建小组后，他想明白了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记录农民的故事。20岁到30岁之间，张乐天下乡做过10年农民，他觉得中国农村发生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理解改革开放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有学者去研究。
当时的复旦还无法提供足够经费支持张乐天的研究，事实上，这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难题。甫一重建，虽然引起关注，但长达二十几年的中断使社会学在各个学科中处于弱势，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支持学者进行长时间、深入的田野调查，也摧毁了学科原本完善的体系，直至今天，社会学的期刊杂志也是所有学科中最少的。
这些“废纸”在张乐天眼中有连城之价。
在复旦大学参与筹建会学系工作一年后，1988年张乐天加入华东理工大学创办文化研究所，他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经费。于是他扎根曾经插队的浙北农村，一麻袋一麻袋地搜罗农民的书信、日记、记账本，收集了达百万份级别的材料。如今担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的张乐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们想象不到有那么多那么全的资料，二十多年人的活动应有尽有。详细到每个人每一天几点钟在做什么，比如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去集市买个小猪，买来多少斤，卖出去多少斤；比如大队书记的工作笔记140多万字；比如给亲人写封信……”张乐天因此在学术界收获一个美名：收废纸教授。
在收集来的农民书信里，张乐天发现社会变迁的真实细节。例如1950年的大量通信描画出社会秩序怎么建立起来；“文革”后期的大量民间材料里，能清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什么。1970年代中期出现大量的上访信，一种是申冤求平反的，认为在“反右”“四清”等运动中自己遇到错误处理。另一种是检举谁谁在“文革”时候做坏事现在却在做领导，弥漫着“去革命化”的气氛。
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对农村不仅了解，且有切肤的感受，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那时中国的社会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农村。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统计，仅在1989年至1992年三年半的时间里，除几种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业刊物外，全国有百余种报刊发表了300余篇有关农村社会学的论文。
此时，刚刚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正在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周晓虹也同样把目光投向农村。费孝通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曾感慨，以往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研究主要限于人文生态层次，忽略社会心态层次。受此启发，周晓虹以昆山周庄镇和温州乐清虹桥镇生活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完成博士论文《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并在1998年出版。
这一年，经过近10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张乐天也出版了自己的成果《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从未与张乐天有过任何往来的费孝通在看过书的初稿后，为此书题写书名，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部长陈锡文作序。在书出版前，1991年日本NHK就来找他拍纪录片，放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章节里。
张乐天总说自己是野路子出身，一本描画中国乡村梦想和图景的书出来，才使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学圈都认识了他。此时，中国的社会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逐渐恢复元气，一些社会学用语逐渐普及化、大众化，例如“农民工”一词，就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于1983年最早提出。国际上，中国社会学逐渐吸引主流学界的目光。1995年，中国举办亚洲社会学大会，2003年举办世界社会学大会。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不断走向海外，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论短长。“只有跑到房子之外，才知晓这些短长处于什么位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说。
“借助比较的视角”
1995年，张静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北京大学教书。六年博士生涯，她师从第一批对内地社会学重建伸出援手的香港学者——李沛良、刘兆佳。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第一任所长费孝通苦于社会学急缺人才。大学尚未建系，不能招生，费孝通决定从高校和研究单位选拔青年人，经过短期培训，充实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单位里。在他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杨庆堃多方筹集资金的帮助下，在北京连续办了两期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学讲习班。
1980年6月，杨庆堃的学生李沛良带领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到访内地，支援社会学讲习班教学。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用普通话授课，每周上课五天，每天讲三个小时，但是毫无倦意。他记得出发前还收到杨庆堃的信件：“你们之能去北京，去讲授被禁了30年的社会学，是个创举，来之不易。”
暑期班学员计划招收40人，但开班后，北京高校、机关和研究单位闻讯前来听课的人远超计划，最多时有近百人。原本是空架子的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至1981年调进10多名研究人员。
不止进讲习班授课，李沛良等人还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积极促进两岸三地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自1983年开始，协助筹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那个时代，开辟出一条两岸三地学者不受政治阻隔、在一起讨论中国人自己事情的学术交流渠道。
再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招收内地研究生，帮助内地社会学重建培养人才，张静是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在香港，她最大收获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能随意乱说，而是需要证据、逻辑，并进行清晰论证，还有就是国际视野，防止认知的局限形成障碍。1995年，她把这些都带回了内地，带进北大。
此时，中国社会的巨变和社会学的复苏开始吸引世界主流社会学界的目光，不少一流学府的学者加入了研究中国的行列。周雪光同样是1977届的大学生，大四时参加过南开社会学班的一年培训，之后获得斯坦福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又进入康奈尔大学工作。90年代初，他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产生极大兴趣，他申请从事件史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项目获得系里两位知名学者加盟，最终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
1993~2003年，他将研究成果汇集，先后出版英中文版《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但常年沉湎于统计模型和数据资料中的研究，让他感觉自己距离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远。2004年，他回到中国，从量化研究转向田野。
2005年春天，周雪光找到一个乡镇，每年抽两三个月待在那里，和基层干部相处，一直持续到2016年。这10年间，他也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多个内地学府授课、带博士生，参加国内社会学学科活动。从2005年开始，他和几位学者同仁一起做组织社会学论坛，到今年已经举办了17届。很多学生或年轻教师在论坛报告他们的研究内容，会议组织评论，推动青年学者的发展。
经历过插队、求学又奔赴海外深造的经历，给周雪光提供一个好处，即跳出具体情境，以纵观和跨文化的角度看事情。他对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一段话深有感触——“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周雪光并不认为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的看法、认识就一定对，“但它是独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参照框架之下的。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会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借助比较的视角，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来。”如今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的周雪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6年，周雪光(左)从事乡村选举的田野观察。本版图/受访者提供
从隐学到显学
发展到21世纪，曾经命运多舛的社会学已经枝繁叶茂。截至2006年，全国共计有72所高校设置了社会学本科专业，但相对于与老百姓过日子息息相关的经济学、便于故事化借大众传媒传播的历史、文学、哲学、甚至政治学的分支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社会学无疑不是显学，学者们隐匿在书斋中，几乎无一人破圈到普通民众面前。
2006年，陆远在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入社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周晓虹。在这位80后学者眼中，自己这一代学人与周晓虹那代成长经历与整个中国社会学复兴轨迹密切镶嵌在一起的学者相比，长处是在起步阶段就有丰富的社会学文献给养，有机会赴国外接受长时间系统训练，在理论和方法上打下坚实基础，缺的却是与真实底层社会接触的经验。
“他们那代人很多当过农民、工人甚至做过身无分文睡大街的盲流，生命的宽度远胜于我们。”陆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雪光有知青下乡的农村经历，对他的田野调查很有帮助。虽然在海外生活多年，但当他回到中国农村和乡镇，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说的许多话，他一听就明白，这些人也觉得周雪光懂他们的事情，无论是庄稼活还是农村里的那些细碎长短。下乡的经历不仅有助于沟通，似乎更是一种底色，他觉得自己就是村里乡亲们中的一员，心灵相通，没有陌生感。他反思过自己在研究美国问题时，根据数据模型做的量化研究，虽然成果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最好的杂志上，但他知道，自己对那些美国社会的背景和相关过程知之甚少，研究难以深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代人做社会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社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的理解。”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远感慨自己这一代人，“说起来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其实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校。”他认为，这也许就是如今社会学更多地高居象牙塔，没有紧跟上当下社会飞速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学内部，也在讨论这一问题。这门学科在全世界展现的面貌都属左翼，更关心平衡与公平而不是效率和发展，这注定它的话题不够激进也不坚硬，不容易产生热议的效果。学术制度似乎也是原因，社会学与其他文科学科比更需要知识储备，具有更高的门槛，本身就不那么接地气，这使学者们主观上也难以放下身段，要让自己有所建树，必须更热衷于著书立说，而不是与转瞬即逝的热搜话题搅和在一起。何况，如何把艰深专业的学术语言变成老百姓能听懂且爱听的语言，也是一门学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承认，中国社会学从重建、复兴直到今天，善于做宣传、会做科普的公共型学者一直较少。
年轻一代开始尝试。201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在社交网站上开播付费节目《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解答了那些看似平常，却可能困扰人们许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永远在“剁手”？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抖音？当我们谈论“佛系”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第二年，节目内容整理修订后出版成书——《穿透》。
2016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一个社科学术品牌书系——“薄荷实验”，书系定位为学术出版，但也强调学术生产的社会面向，期望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成为学术界内外的桥梁。《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等等基于厚实田野调查的书，销量都达到畅销书级别。
陆远刚考上博士那年，在书店转悠，和社会学有关的书籍都是国内外学术研究力作，只对学院友好，隔绝没有学术基础的普通民众。而今天，“薄荷丛书”、《穿透》这样的大众读物越来越多地摆上书架，更不用说带有社会学意涵的、采用社会学观点讲现象的各种读本。尤其在社交媒体兴起后，陆远切身感受到民众对社会学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不管因为公众思维层次的提升还是社会巨变给人们带来太多困惑，公众催促着社会学，必须走出书斋，从隐学变为显学。也许，人们并不强求社会学对每个具体问题都指导出“怎么办”，但至少可以去描述和解释我们所要亲身经历的个人与生活。
其实，“当下大部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界都有反应”，周晓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只是从观察现象到进行大量的数据验证，再到基于数据、现象进行理论思考、与其他理论进行对话，需要一些过程。
近两百年前，社会学诞生之初，创始人法国学者孔德将它称为社会物理学，一代代学人的理想是社会学也能探寻出像“1+1=2”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与理论，有人认为不可能，但他们的终极目标在于此，分析现象容易，找出规律，甚至预测动向，还需要时间。
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