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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社论中要求师生到工厂、农村去，和广大工农相结合。从此，全国学校师生纷纷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介入社会上各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
唐院有部分干部、教师、学生到铁路现场等单位参加劳动和串连。
4月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唐院被大字报点名和批判的干部、教师情况：
（1）院一级干部11人（包括党委书记兼院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政治部主任），其中4人被诬为“牛鬼蛇神”，占36.4%。
（2）党委办公室主任，院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处正副处长，各总支正、副书记，团委书记，工会主席，马列教研室正、副主任共计41人，被“烧”（批斗）了100%，其中21人被诬为“牛鬼蛇神”，占51.2%。
（3）各科正、副科长，团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各总支委员共53人，被“烧”了48人，其中9人被诬为“牛鬼蛇神”，占17%。
（4）各系政治辅导员共25人（兼职除外），被“烧”23人，其中3人被诬为“牛鬼蛇神”，占12%。
（5）全校教师共607人，其中教授46人，讲师219人，助教342人。被大字报点名的有338人，占总人数的55.7%，其中教授100%，讲师75%，助教37%；被诬为“牛鬼蛇神”的共113人，占总人数的18.6%，其中教授91%，讲师27%，助教2%。
（6）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院被点名批判的有430多人。教务部门干部45人中有31人“靠边站”，绝大部分被“烧”，有20人被诬为“黑帮”“右派”挂了牌。铁道系干部25人全部“靠边站”，24人被“烧”。马列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被“烧”。全院中层干部全部被“烧”。全院被污辱性地戴高帽游街的人最盛时达150余名。
6月15日在唐山的师生员工500人，下乡去开平参加支援“三夏”劳动。
1968年
年初唐山市掀起“肃流派”运动。唐院在这次运动中，把许多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动流派”，被非法抄家、游斗的干部、教职工、学生达百余人。“红旗战斗队”郭震宇一伙大搞非法刑讯、逼供，使用的刑具名目多达一二十种，整个校园充满了恐怖气氛。仅在1968年4—7月，不到一百天时间里，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有唐山市委工业交通部部长杨月峰，唐山市委监察委员会监察员于明信，唐山市422水泥厂党委常委刘国栋，唐院副院长李钧，干部姚宝根、贾宗光，干部班学员崔立功，工人季风荣、刘春融，学生杨令群、陈勇，教师熊大道等11人。他们将前院长顾稀非法关押刑讯逼供达7个多月，将干部万少萍、黄澎、孙雨亭、张增祜打成重伤。他们将许多干部、教师多次刑讯审查，举办所谓“学习班”，肆意毒打逼供、抄家，扣发工资，有的干部、教师每人每月只发给13元生活费。抄家中许多有价值的科研资料被毁掉，如罗河、张万久、王继光等教授的科研资料被抄走后，始终未能找回，给科研工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5月6日在唐山的教职工、学生召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两周年大会，批判前院长顾稀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建校路线”大会。约三、四千人参加，军训团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另有干部代表发言。
5月15日印刷厂工人刘春融在“文革”中受迫害，含冤逝世。
5月18日 “红旗八办”勒令院长杜景云戴高帽，对其进行污辱性的游斗。
5月26日唐院副院长李钧在“文革”中不堪凌辱，含冤去世。
8月2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唐院前院长、一级教授顾宜孙在上海病逝，终年72岁。
9月5日后勤处工人季风荣在“文革”中被迫害，含冤逝世。
10月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唐山教职工中开始，一部分教职工被关进“牛棚”交待问题，被强迫劳动改造。
图书馆馆员贾宗光在“文革”中被迫害，含冤逝世。
11月4日工程处木工徐汉勋在“文革”中被迫害，含冤逝世。
11月唐院黄寿恒老教授病逝，终年73岁。1978年4月在峨眉举行追悼会，悼念黄老教授。
1969年
1月在峨眉的教职工中开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3月2日唐院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姚宝根在峨眉“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含冤去世。
3月底4月初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下，学校决定安排大部分学生、一部分教师去唐山机车车辆厂、山海关桥梁厂、塘沽车站及唐院“五·七”机电厂等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4月24日唐院桥隧系系主任、河北省政协委员张万久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含冤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