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考研，社会保障考研科目考哪几门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级制度的完善、新兴群体的出现，使得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并行，相比前代，社会救助范围和救助水平有着明显提高。社会救助所提供的只是最低层次的生活保障，社会福利为人们提供较高水平的待遇和保障。
一方面，以商品经济繁荣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得到了较大水平的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为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救助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封建王朝下，宋仁宗时期受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影响，普通百姓更多的是接受救济，官员则享受较多福利，因社会地位差异呈现出保障水平的层次性。
同时受到物质文化的影响，对普通百姓的救济与保障更加具有临时性和低水平性等特征。受“大文化”影响，宋朝社会保障在内容上呈现出诸多特征，这些特征与当时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背景密不可分。
一、社会救助与福利保障并行
百姓的基本救济。社会救助是宋朝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以灾荒救济为主要内容，通过居养院、养济坊、慈幼局等机构为鳏寡孤独幼疾贫者提供救助。这些救助措施以保障人们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其救助水平十分有限。
宋朝社会救助以仁政为精神，受生产力制约和维护特权的需要，此时的社会救助只能提供低水平、临灾性的救助，虽在蔡京时期社会救助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官员的优厚福利。宋王朝作为封建制度下的王朝有着三六九等、士农工商之分；同时，受生产力制约，物质资料有限，宋王朝所能开展的仁政和恩赐水平因而受制。朝廷提供的福利往往主要面向皇族、官员等特权阶级，这些权贵在本身物质条件相对较好的同时还享受着来自皇帝所赏赐的福利，这些人所享受的福利不仅有物质上的赏赐，还有职位及待遇的蒙荫，这些远超现代社会福利的概念。由于享受此类福利待遇的人范围较小，可以看作是特殊的福利。
对广大百姓而言，享受到朝廷提供的福利寥寥无几，以对高龄老人提供的钱粮税赋待遇和医疗救治等福利待遇为主，相对而言这类福利水平较低。救助多、福利少，并不意味着宋朝社会保障发挥作用有限，恰恰相反的是宋朝社会保障在此救助模式下发挥了极大作用。
生产力较低水平背景下本身所能提供的救助就受限，不能提供较高水平的救助与福利，因此救助要以保生存、促发展、维稳定为首要任务。宋朝所施行的社会救助就主要在灾害发生时为受灾百姓提供赈济，或对特殊困难人群提供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宋朝社会救助不仅有救助灾民生命、减轻财产损失、安抚灾民情绪从而使灾民脱灾的灾害社会救助，还有为受灾百姓提供政策扶持、资金扶持的生产性社会救助。生产性救助是根本性救助，是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生产生活问题的救助方式，也能够减少受助者的依赖性和懒惰性，减轻财政压力。不论是灾荒救助还是生产救助都为当时百姓提供了一定保障，即使救助水平有限。
二、物质救助与精神抚慰并存
社会保障以物质救助为主要手段，受物质文化尤其是生产力和认知水平影响，宋朝社会保障还通过特殊的精神救助和仪式为百姓和官员提供精神救助和慰藉。
1.精神抚慰
首先，皇帝避殿减膳、发布罪己诏是皇帝发挥带头作用，反思己身从而为大臣和百姓进行精神上的安抚。其次，雲祀等祭祀手段是当时逢灾必须进行的仪式。从皇帝亲自去庙宇祈祷上天，到派遣臣子进行祭祀祈祷，再到民间自发进行的祈祷。
在生产力低劣的原始社会，祈祷上天是应对灾害的主要手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祈祷上天不再是单纯的救灾手段，更多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皇权。朝廷所开展的正祀、民间广泛存在的淫祀，都在灾害发生时对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以求风调雨顺。
祭祀是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能够为当时认知背景下的人们提供迎灾救灾的精神支撑。最后，皇帝对生病官员的看望慰问、对百姓颁布优抚诏令，是皇帝施行仁政仁心的方式，也是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皇帝的慰问、诏令给大臣和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福利，更多的是皇帝的关心，使人们对其感恩，对恢复生产生活有着精神动力。虽诸多研究者并未把这些精神上的安抚作为宋朝社会保障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精神慰藉在当时在救灾安抚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2.物质救助
提供精神慰藉只是让人有着斗志和力量，并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宋朝廷在进行祭祀、慰问之后还调集物资进行赈济。通过皇帝内库、国家财政对受灾群众进行物资赈济，各种官方仓储机构在灾荒救济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地方自发设立的义庄、社仓也为百姓提供赈济。物质救济手段多样，包括施粥赈济、医药救济、税赋减免、贷种减租等方式，这些物质救助方式不仅保证了百姓的基本所需物资和治疗，还为其提供了恢复生产生活的条件。
物质救助是基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国家财政所开展的低水平救助，在满足人们基本粗浅生存所需的同时为其提供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和税赋优惠。
在赈济过程中，由于官员个人品质与能力问题，加上制度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让灾荒赈济有时并没有落实到受灾百姓身上，虽朝廷常常派监察官员对其进行监察巡视，但也无法彻底避免此类现象，这也是宋朝诸多官员不断探讨社会救济新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救助构成了当时宋王朝的社会救助体系，物质救助保障了基本生活所需，精神抚慰为人们提供了心灵上的支撑。宋朝农业生产力相对发展、商品经济繁荣，这是提供物质救助的基本保障，儒学复兴、理学兴起是不断重视精神抚慰和社会教化的思想和价值观支持。
三、平时救助与临灾救济兼顾
传统社会救助主要为因灾因病无法维持自身基本生存所需的百姓提供救助，临时性的灾荒救济占据重要地位。宋朝救助制度不断完善成熟，形成了系统性的救助机构和救助措施，开展着较为妥善的日常性救助和临灾救济。
日常性救助。经常性的救济措施主要通过养济院等机构为老幼孤寡等特殊人群提供物质救助，还包括医疗救治、抚养幼童等，这些经常性救助措施和机构对这些特殊人群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救济，对他们生老病死有着全方位的照顾，但受到财政和政局变动的影响，这些机构发挥的作用很不稳定。
临灾救济。宋朝灾荒频发，灾害多突然发生。因此，必须根据灾情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宋朝灾荒救济包括灾前预防、临灾救济及灾后恢复。灾前预防以加大仓储储备和兴修农田水利为主，临灾救济以开仓赈济、安置流民、提供助葬等措施为主，灾后恢复以募流为兵、开垦荒地、以工代赈等为手段。三者相辅相成，成为宋朝灾荒救济的重要内容，这些措施大多是临时性措施，多在灾荒发生时为应对灾害，缓解民困所采用。
临时性社会救助还包括皇帝偶尔对贫苦百姓和大臣军人提供的医疗救助、寒衣补助等临时性救助。临时性救助之所以成为宋王朝主要的救助形式，一方面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密切相关，无法为百姓提供持续性的救助。
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宋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等有关，受封建帝制的影响，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更替过程中，政策时常发生变动且各大臣的理念不一，使得社会救助难以形成制度化体系，皇帝等也把临时救助措施当成是自己施恩、仁政的重要机会和方式，这也是宋王朝临时性救济较多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平时性救济还是临时性救助，都是宋朝社会救助的组成部分，为宋王朝赈济百姓发挥了极大作用。
四、物质收支与救助方向协调
受宋朝各类制度影响和经济水平限制，宋朝的社会救济注重出与入的结合，一方面是社会救助物资的收与出，另一方面是救助方向的协调性。商品经济发展、商税等制度的完善、风俗及思想发生变化，给物质收支带来新的活力，给救助形式带来多种措施。
1.物资的收与出相协调
一是注重救灾物资的保障。社会救助所需物资来源包括朝廷财政、皇帝内库、民间捐赠等多种途径。其中，国家财政是义仓等仓储机构物资的主要来源，并且通过仓储借贷收息等方式获取部分物资。内库主要是皇帝对国家财政的补充，常常出现在财政紧张或皇帝主动施以仁政时期，这为缓解国家财政，对赈济灾民和满足军需有着重要作用。
民间捐赠是民间为救灾提供钱粮，包括僧人、富民等多类社会成员，其中僧人的物资捐赠有自发开展的施粥赈济及朝廷度牒，富民通过施粥赈济和朝廷劝分等途径，这些民间捐赠和救助为诸多灾民提供了诸多物资，也缓解了财政压力。
二是物资支出的保基本、差异性。社会救助的支出主要是官府机构对百姓进行赈济，通过义仓、常平仓对百姓提供赈济，包括灾时的临时口粮救济和贷种复耕等方式为其提供物资，还有居养院等机构提供生活所需，这些赈济都有一定的标准并存在差异。除钱粮赈济支出外，朝廷还提供医药、寒衣等物资救济以及以工募赈，诸多物资救助内容保障了很多百姓的基本生存。
2.救助方向的协调性
对百姓的救助有直接提供物质和侧面减负两种方式，百姓的救助在于开源节流。一是开源。对于百姓来说，来自朝廷的钱粮救助是最为直接的救助形式，是保障百姓当前基本生存的有效手段。二是节流。
朝廷减轻百姓的税赋负担，蠲免债务等，尤其是减田租、赋税，免除以往借贷常平的债务，这些能极大地减轻百姓身上的负担，是促进百姓恢复生产的有效方式。无论是为百姓提供物质救济还是减轻负担为百姓维持基本生存，对改善生活有重要作用，只是社会救助的不同具体形式。宋朝廷注重协调社会救助收与入两者间的关系，是其在波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重新复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态度谨慎与行为积极共生
社会保障的实施往往包括统治阶级的态度和具体救济行为两方面，在传统社会思想影响下，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对此持有谨慎而又积极的态度。仁政思想根深蒂固。宋王朝加强自身统治的手段吸取了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秦隋两代的暴政成为其灭亡的重要原因，汉唐初期的恢复民生是汉唐盛世的基本保障，宋王朝通过施行仁政以保障民生巩固统治，在这种宽厚仁心思想下提供了诸多社会救济。宋王朝对社会救助持有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
一方面，每逢灾荒，皇帝便避殿减膳、遣使祈祷、发布诏令积极应对灾害，这些是皇帝积极进行社会救助态度的重要体现，皇帝对灾荒的重视、对特殊群体的照顾促进了整个宋王朝重视灾荒救济和特殊群体优待氛围的发展。
从皇帝到地方官员都对灾荒和民生十分重视，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救济，官员对救灾策略不断反思和实践，进而形成了较多的赈济救灾思想。另一方面，宋朝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对社会救助方法有着质疑和否定。
其中以王安石变法的诸多措施最为明显，官员对此持有严重反对态度，对这些措施所带来的“与民争利”负面后果提出批评。官员对蔡京时设立的养济院、居养院、漏泽园等救济机构也提出批评，指出这些机构存在过度救济、加大财政压力、官员操作不当等诸多弊端。
义仓、常平仓等仓储机构也存在监管不足、运行不当等弊端，朱熹等人为了更好发挥仓储救济作用，自发设立了民间社仓，成为义仓、常平仓的补充。正是这种质疑和反思才使得宋朝社会救济方式不断成熟和完善，也因过多的负面评价使部分救助时常取消。
总结
宋朝社会救助有着丰富的实践活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开展着诸多救济。赈灾救济实践占据了重要地位，是宋王朝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通过义仓等仓储机构对受灾百姓进行赈济、救助，对流民采取募流为兵、以工代赈，对百姓减免税负等以保障其基本生产生活。
医药救治、收养救助是朝廷对贫苦百姓医疗救助和保障无力自存人员的重要手段。为死者提供助葬，对因灾死亡百姓和战死将士的家属提供优待政策。宋朝社会救助实践涵盖了生老病死，平民百姓、官员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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