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事业单位吗
导读
人是城市规划活动的主体，是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城市规划工作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投身城市规划实践，在各不相同的岗位上努力进取，为祖国城乡建设与发展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今天是已故两院院士、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先生逝世8周年忌日，特此推送周先生的一篇文章，以此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本文字数：68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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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西安、兰州和洛阳三市的初步规划首批获得国家建委的正式批复，其中，西安市规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中国城市规划界鼎鼎大名的周干峙先生。但在当时，周先生不过是一个刚走上城市规划工作岗位、年仅24岁的青年规划师。
周干峙（1930.6.28—2014.3.14），江苏苏州人，中学时期在上海育才中学就读。据周先生晚年回忆，这“是一所好的中学，有很好的中英文和数理老师”，但他的“成绩并不算好，1947年为了考上免学费的公立大学，开始苦读，当时一个夏季报考9个大学，幸而大部[分被]录取，最后选择了众所向往的‘民主堡垒’——清华大学”。考大学时，周干峙对电机很感兴趣，但受他的舅舅——建筑结构专家陈昌贤先生的影响而选择了建筑系。考入清华后，“第一学年对学建筑还是学电机还有犹豫，但到二、三年级后对学建筑越念兴趣越大”。
1951年12月大学毕业后，周干峙留校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建设委员会工作。当时北京正在兴起文教区建设热潮，周干峙的不少同班同学如沈永铭和陶宗震等也大都有此经历，他们主要担任工地主任，负责协调校舍建筑设计和建设施工方面的事宜（图1）。周干峙具体负责清华大学一幢阶梯教室和一幢宿舍楼的建设，如今仍在使用。
图1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建委会部分成员合影（1952年）
注：后排左1为周干峙。
1953年3月，经大力筹建的新中国首个国家规划机构——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正式成立，周干峙和一些同班同学（何瑞华等）被调入该局工作，正式走上城市规划工作岗位。进入规划岗位之初，周干峙参加了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万毅带队、苏联专家穆欣同行的多部委联合选厂工作组，先后到包头、西安、兰州、银川等地调研，考察重点工业项目的厂址，开展城市规划研究及草图设计，并很快担负起西安市规划设计工作的重任。
周干峙曾回忆指出，大学毕业后的这两段经历是他人生的两大机遇：“大概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发展离不开机遇。毕业后，像很多1950年代初的学生一样，都有良好的实际机会，[我]有两次相当难得的机会：一是由于1951、1952年三校院系调整和‘三反’‘五反’运动，当时缺乏设计施工力量，由土建系师生自己设计、备料、招工去完成10万M²的校舍，应届毕业班学生都是骨干，短短一年多时间，得到了一次建筑业的全面的锻炼；二是建校完成，走上工作岗位，‘一五’计划开始，城市规划工作初创，当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负责西安市的总体规划。这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是很少有的，实际上是一次再学习。刚建立起来的对建筑业的事业心，扩展为城市规划建设的事业心。只有有了事业，生活[才]有了寄托”（图2）。
图2 参加工作之初的周干峙（1952年）
据西安市档案馆所藏档案，1953年11月4日，苏联专家巴拉金和波波夫曾到西安市指导规划工作，当晚举行的规划座谈会有建工部城建局局长孙敬文、国家计委城建局规划处处长蓝田和西安市城建局局长李廷弼等重要领导参加，会议首先由李廷弼局长说明座谈会意义，接着“周干峙同志：介绍[西安]规划艺术布局，及提问题”，然后苏联专家巴拉金和波波夫先后发言，与会领导一起讨论（图3）。这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周干峙已是西安市规划的一个灵魂性的关键人物。
图3 1953年11月4日晚西安市规划座谈会记录档案正文首页
“一五”时期，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对象是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武汉、成都和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而西安又是苏联专家穆欣大力援助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一个试点对象，具有重中之重的特殊地位。为了做好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建工部城建局于1953年初成立了西北、华北和华中等多个规划工作小组，其中西北规划工作组对口援助西安和兰州两个城市（以西安为重点，兰州市规划以地方为主），规划小组组长由城建局规划处规划科科长万列风担任（万先生是一个行政干部，主要负责项目组的组织协调及规划政策等），周干峙任副组长，主要负责规划技术方面的具体工作（图4）。
图4 西安规划工作组两位负责人留影（1953年前后）
左起：万列风（左）、周干峙（右）。背景为昭陵六骏图。
刚刚参加规划工作、年仅23岁的周干峙，为何能成为西安市规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除了当时国家规划机构刚刚建立、规划人才奇缺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周干峙先生对城市规划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严谨作风以及扎实的设计绘图等基本功，当年的城市规划工作主要靠徒手完成，而城市规划设计图纸的绘制又是规划工作的核心。周干峙曾回忆：“当时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忙，苏联专家也在选择中国人，他们明确提出，要找懂行的人来。那个时候能看图、画图的人不多，我在学校业务基础比较好，不用尺子可以描地图、可以画建筑图，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因为有时候跟业主谈判，当场很快就要勾出来的，不能老用尺子。所以，一张图一画，水平怎么样，懂行还是不懂行，内行人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苏联专家选中了我们，他们要求严格，当然我们也就有机会向他们学到很多经验”。除此之外，周干峙先生曾于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当时从事城市规划工作而言也是一项非常有利的因素。“当时在西安，这是156项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十几个大项，我才初出茅庐，就被选中具体负责规划总图的编制，我感觉除了当时自己被认为建筑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理解能力比较好之外，党员身份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当时大部分都是军工类项目的特点，加上战争刚刚结束等政治环境，保密制度十分严格，所以我的党员身份就很管用，可以接触到机密的东西”。
1953年底，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规划工作趋于结束，规划工作组转入东郊、西郊工人住宅区等详细规划工作，全部规划成果于1954年9月底完成并正式上报国家计委（后转入国家建委）审查。在西安市规划审查的过程中，建工部城建局于1954年10月18日成立了城市设计院（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城建局包括周干峙在内的43人被调入城院（该院后于1955年、1956年、1958年、1960年和1961年改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建设部、建筑工程部、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领导）。调入城院后，周干峙因工作业绩突出，不断得到提升，从建院时的五级技术员很快被提升为一级技术员。“那个时候，周干峙是城市设计院唯一的一个一级技术员，后来又评上了工程师，人称‘小周工’。魏士衡是唯一的一个二级技术员。除了他们两个之外，院里其他年轻人都是五级技术员”。
在城院工作7年之后，1961年12月，周干峙调入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开始了较长一段时间在行政岗位工作的经历。期间，他于1972—1973年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73年8月正式召开）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建（1975年5月正式成立）；1973—1974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主要负责为干校找地点及干校生活设施的建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家建委做出重要决定：开展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当时，以前的城市设计院（1963年改称城市规划研究院）在1964年早已被撤销，规划人员已大量流失，为了开展唐山灾后重建规划工作，国家建委城建局有针对性的重点组织了3个方面的技术力量：上海市建设系统的规划力量、东北地区的规划力量（以沈阳和抚顺为主）、河北省的规划力量，其中上海市规划力量由周干峙先生负责组织并亲赴上海进行协调。唐山震后重建规划期间，周干峙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唐山两地，具体指导了河北省规划小分队的规划工作，和河北规划人员一起完成了丰润新区的规划，并参与了国家建委相关政策研究与制订工作。1977年5月14日，中央以电话方式批准了唐山震后重建规划。
唐山震后重建规划是对“文革”后城市规划工作恢复的极大推动。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正式对城市规划恢复进行部署。为了尽快重启任务繁重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1979年4月，国家建委所属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成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以1973年成立的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城市建设研究所为基础筹建），贺雨、周干峙和安永瑜为规划所负责人。在此期间，周干峙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于1978年12月至1981年5月兼任国家建委支援天津工作组组长，并于1981—1982年任天津市规划局副局长、代局长，工作的重点是帮助受唐山大地震影响的天津市开展恢复重建规划和建设工作。周先生晚年曾说：“天津是我第四故乡，有特殊的乡土之情”（图5）。
图5 国家建委天津规划专家组与炊事班人员的留影（1980年秋）
前排：周干峙（左4）、黄瑾（女，右4）、王晶晶（女，右3）、孙栋家（右2）、叶绪镁（右1）。周干峙先生两侧的6位穿白色衣服者为炊事员。
后排：郑广大（左1）、闵凤奎（左2）、沈清基（左4）、朱俭松（左5）、安永瑜（左7）、赵瑾（左8）、郭增荣（右7）、胡开华（右6）、邹德慈（右5）、鲍世行（右4）、张启成（右3）、张孝存（右2）、马福全（右1）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建委撤销并新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后，1983年5月经国家科委批复成立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干峙于同年11月任院长。1983—1985年，周干峙主持中规院恢复重建工作，支持一大批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重新回到城市规划工作岗位，并投入大量精力指导了以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规划项目。在深圳规划工作中，周干峙是1983年谷牧副总理批示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他虽然并未具体参与规划制订工作，但却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对规划工作进行了许多谋划和部署，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规划指导思想，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是深圳城市规划工作的思想引领者（图6）。深圳是新中国第一个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深圳规划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的城市规划由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
图6 周干峙副部长在中规院深圳分院视察工作（1988年）
注：1988年1月5日。右1为周干峙。
当中规院经多年筹建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正轨之后，1985年12月，周干峙迎来人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机遇：被任命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图7、图8）。1988年4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改组为建设部后，周干峙继续担任副部长，直至1993年9月卸任。担任副部长的8年左右时间内，周干峙分管城市规划工作，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改革探索及制度建设，主持完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国技术政策：城乡建设》（国家科委蓝皮书第6号）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工作，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得以快速发展。借用周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此乃新中国城市规划的第二个春天。
图7 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1986年）
注：1986年4月8日。主席台左2为储传亨，左3为周干峙，当时均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右1为赵士修。
图8 担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之初（1986年）
注：1986年4月9日，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周干峙先生自1985年12月起担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卸任建设部副部长之后，周干峙继续以“建设部顾问”身份参与和支持城市规划行业的重点工作，并于1993年9月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8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在全国政协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周干峙和许多同行专家一道，采取专题调研、视察和提案等各种不同方式，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并具体负责了全国政协办公楼的选址、设计、施工和装修工作。
1990年代前后，除了担任行政职务之外，周干峙先生还担任了不少学术职务，特别是长期担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理事长以及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城市规划学术建设、风景园林和历史文化保护等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1年，周干峙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周干峙主持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筹建工作，他本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连续三届担任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在国内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周干峙、吴良镛和任震英等权威专家经常一道出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观周干峙先生的一生，他经历了太多的幸运：大学毕业时主持西安市规划工作，在同辈的青年城市规划工作者中脱颖而出；随着工作阅历的增加，快速提升为一级技术员，并获评工程师，其他年轻同事则由于职称制度改革等原因而望尘莫及；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他由于年纪较轻，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城市规划师，基本上没有像年纪更长的老一辈规划专家那样受到批判或冲击（图9）；“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建设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进入重要的机遇期，幸运地担任中规院院长和建设部副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进入晚年、卸任行政领导职务后，他又当选为两院院士，开启了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全国政协“三大舞台”的新的学术生涯……
图9 陶宗震摄影作品：周干峙和孩子们在一起（1967年前后）
注：拍摄于阜外大街。照片中两个男孩为周干峙先生和瞿雪贞先生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孩为王伯森先生和赵淑梅先生的两个女儿。
一个人的生命中，会在不同的阶段发光、发彩，有的在学生时代，有的在青年时期，有的则是老年以后，而像周干峙先生这样，一生的各个阶段几乎都在发光、发彩的情况，则是极为罕见的。一个科班出身的规划师，一步一步地成长和发展为在专业技术、行政职务和社会声誉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人生的巅峰状态，集各种荣耀、光环和重大成就于一身，堪称奇迹！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周干峙先生能够创造这一奇迹？除了时代和命运的外部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应该归结为他个人的素养、志趣和高度的责任心。譬如，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曾经对电机有很大的兴趣，后来虽然选择了建筑学专业和城市规划事业，但对此兴趣仍念念不忘，他常年订阅《无线电》杂志，曾自制无线电收音机供上海亲友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稍有闲暇，他认真琢磨，反复研究，居然亲自动手成功组装出了一台电视机，他家成为小区内最早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图10）！组装电视机对电机专业人士来讲或许并不困难，但对一名城市规划师而言，恐怕绝非易事。晚年以后，他对电动自行车大为支持，曾协助好友研发生产电动自行车，还经常独自驾驶电动车作为交通工具，也显现出他对电机的极大兴趣。
图10 周干峙摄影作品：夫人和新组装的电视机（1967年前后）
注：照片中的人物为瞿雪贞先生（周干峙先生夫人），左侧为周干峙先生刚组装好的电视机。
对于自身从事的城市规划工作，周干峙先生曾感悟：“综合性强的城市规划学科，既要有一定的建筑学专业知识，又要有宽广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工程科学知识，所做的规划设计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得到实现（这一点与建筑设计不同），工作中矛盾多、困难多，有时令人畏难，有时令人失望。‘使人振奋，又使人憔悴。’但久而久之，每克服一个困难，看到规划中的一些作用，城市建设有一步长进，又使人体尝到克服困难的乐趣，认识到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规律。”对于城市规划事业发展中的一些坎坷，他总能乐观面对：“从50年代的政治学习，下乡劳动，从工作到生活，总有困难，但困难也总在磨炼人，正因为经过困难，在思想上、体魄上才得到锻炼。真是开卷有益、开干有益，何计顺境和逆境？”“多年来，最大的快乐是有所认识、有所发现，生活最大愉快、最好的解乏是事有所成，只要事情办成，疲劳消除一半”。
在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心中，对周干峙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坚持真理、追求城市规划科学理想的献身精神。“作为兼具国家高级专家和高层领导身份的他，坚持规划的科学理想和良知，面对现实的许多非理性现象，他从来是敢于直言，敢讲真话，不讲情面，不怕得罪人的”。“在不少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行政干预、贪大求洋、新奇古怪、大拆大建愈演愈烈现象面前，周部长开始不断以‘反对者’的身影出现。2006年，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春团拜会上，周干峙先生曾题词：“求真情况，讲真道理，做真规划”（图11），这是他对我国城市规划同行的呼吁和要求，也是他追求科学精神的生动写照。
图11 和周干峙先生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春团拜会上（2006年）
注：左侧照片为周干峙先生正在题字，左为周干峙，右为陈为帮。右侧题字为周干峙先生的手迹。
无疑，周干峙先生也是芸芸众生之一，由于他过于坚持原则，在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面前，也有内心相当痛苦、“高处不胜寒”的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由于部门力量的有限、体制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健全和软弱，理想有时不得不在现实面前退让，这往往使他倍受煎熬”。
作为一名高级专家和领导干部，周干峙先生生前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条件，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持有相当的信心，他认为现在的医疗条件已经很发达了，绝大部分人是可以长寿的。对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回顾这样的学术总结工作，他虽然相当重视，但“仗着身体好，总认为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他依然高频率、高节奏地赴海口、三沙、泸州和江浙等地出差、调研，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等而操劳。2013年9月30日，他还抱病出席了邹德慈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沙龙活动并讲话……他多么希望能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多做一些贡献、多尽一份心力啊！可是，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残酷和无情，周先生只是到84岁就离我们而去，这是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巨大损失，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作者 | 李浩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规划史（转载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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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事业单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