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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商始祖王亥驱赶着牛车到易水流域做买卖开始，“商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便与河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河北商业活动自古繁盛。
从先秦汉唐宋元一代代名商巨贾，到近代冀商一脉，他们不仅在京津、东北和江浙一带声名显赫，更用万里商路联通了中国与世界，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章节。
河北的水路、陆路商路也成为艺术文化交流融合之路。河北的武术、杂技、曲艺等发源于民间的传统文化，沿着一条条商路南下北上，走向世界。
溯源
商人、商品和商业的河北往事
黄骅的海边盐场。
河北与“商人”的渊源
“殷侯子亥宾于易，有易杀而放。”
“河北与商人、商业之间的渊源，其实可以从一场发生在3000多年前易水流域的仇杀事件说起。”2021年9月21日，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周文章指出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这句话。
这段史料大概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夏朝时，商族部落与居住在河北中北部的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活动很活跃。商族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经常用自己的牛羊等畜产品从别的部落换取粮食、陶器和麻织品，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当时生产力低下，部落的首领也要适当参加放牧牛羊和产品交换活动。“殷侯子亥”即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传是牛车的发明者，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
一日王亥前往有易部落做买卖，竟被有易部落所杀。后来殷侯上甲微依靠河伯部落的兵力攻伐有易部落，杀死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
“这里的殷、有易和河伯都是夏朝时期的部落。殷即后来成为商王朝的部落，有易部落生活在今河北中北部的易水流域。”周文章说，抛开复仇的桥段，这正是目前文献中已知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也说明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
夏商时期，随着工具的改进及畜牧业的产生，有了剩余产品，于是就有了交换，这就是最初以物易物的简单商业活动。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学会了做买卖。
那么这种做买卖的人又为什么被称为“商人”呢？
相传河北曾是商人的初居之地。商的始祖名契，依古书记载是与夏禹同时代的人，佐禹治水。史家考定契的初居地在蕃，即今平山县境，他的儿子昭明在砥石（今石家庄市南）驻留过。古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天问》均载有商的远祖季、王亥、上甲微等居住于今河北易水流域附近之事。从契至汤，“共传十世，凡八迁”，他们的迁徙，从大范围来说，大抵不出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商”为国号。商朝建立后多次迁都，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市）；公元前1300年，盘庚又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才最终稳定下来。
先商时期，各地基本上处在封闭状态中，生产目的仅限于满足自身需要，从没有人尝试跟外地进行贸易。正是从王亥开始，地区间的贸易才开始建立起来，而随着时间推移，其范围和规模得到飞速发展。正因如此，王亥被后世尊称为“华商始祖”。
到了商朝后期，河北中南部作为商朝的核心区域，商贸活动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商铺，也有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周武王灭商后，为了防止商朝贵族反抗，周公将部分商遗民迁往洛阳，令其“肇牵车牛，远服贾”，意思是让商族遗民们驾着牛车搞长途运输贩卖。
失去土地的商族遗民只好靠做小买卖和长途贩卖而生，“其主要的活动区域都在北易水、南漳水之间。”周文章表示。
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了他们谋生和养家的职业，世代相传。因为他们是商代的遗民，渐渐地，“商人”成了这种职业的代名词，而做买卖的行业则被称为“商业”。
这种称谓一直流传至今。
在商人出现后的数千年中，河北商业活动繁盛且不曾中断，涌现出一大批名商巨贾。
管仲和范蠡都曾在蠡县一带贩运皮毛；沧州沿海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已经“煮东海为盐”而尽得鱼盐之利；经商起家的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大王”卓氏和郭纵“富可敌国”；唐代定州人何明远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从贩运牛羊到盐铁之利，从陶瓷、丝织等强势产品流通天下到近代冀商登上历史舞台，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造就了河北丰富多样的商品类型，也使得河北曾长期处于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上，河北商人和商业活动，成为古代商业发展进化历史的缩影。
河北古代特色物产示意图。喻萍/制图
古代河北的强势商品
2020年9月15日，河北博物院“河北商代文明”展厅。
为了寻访河北最早的“拳头产品”，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再探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物——3400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它1972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
这件铜钺上残存的铁刃，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除了铁刃铜钺，人们还在台西遗址上发现了铁矿石和经过冶炼的铁矿渣。这进一步证明，早在公元前1300多年此地就开始采矿冶铁，把人类冶铁的历史从春秋时代上溯了数百年——早在3400多年前，河北大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和利用铁这种金属。
2021年9月13日，邯郸武安固镇村。
武安，在冶铁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有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1979年，邯郸地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对固镇汉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在当地俗称“药葫芦地”。
此次发掘共开探沟4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器，包括犁、铲、镰、马衔、钩、铧、炉条、裁刀等工具，以及部分熟铁半成品。人们在遗址内还发现残炉基、残炉壁和数量较多的炉渣、碎矿石层、耐火砖、红烧土以及白灰、木炭、炉塞等。加之发掘中不断被发现的灰坑、工作面、窖穴等，一切信息都表明，当时的铁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技术上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一系列遗址遗迹的发现证明，河北冶铁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铁器，也由此成为河北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历史上最早一批富可敌国的“河北知名企业家”，就是靠冶铁和做铁器生意而发家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武安历史上因冶铁而富，春秋战国时的名相苏秦和名将白起、李牧都曾被封为“武安君”，食邑武安。
古代河北对外输出的另一项重要商品是丝绸。
2021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荣登名录榜单。
《中国全史》描述，“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宋代是缂丝的盛期，以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当时，定州缂丝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
“一般我们印象中丝绸是江南特产，实际上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
河北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出现了原始的纺织行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众多的陶纺轮、石制的蚕，说明当时已认识了蚕的价值，有利用蚕丝的可能。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则直接出土了丝麻织物。
秦汉时，由于纺织器械的广泛应用，纺织成了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之一，河北丝麻织物不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较为发达。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盛唐时，大量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些前往河北办货的丝绸商人，多半都知道一个叫何明远的定州人。
何明远，祖上是粟特人，当时正在定州主管城中的三个驿馆。他敏锐地发现商机，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胡商的钱为主业。
而何明远的另一个身份是丝织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拥有近万人的大型丝织作坊。
巨商何明远的事业只是当时河北丝绸产业规模的冰山一角。
史料记载，当时河北道各州均产丝绸，尤以博、深、冀、定、幽等19州产量最盛。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318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1700多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而定州一地贡赋的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正是如此发达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古代丝织业中最奢华的工艺——缂丝在定州诞生和发展。
到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不仅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是定州缂丝，就连契丹人也以河北绢为最上等。澶渊之盟后，辽国迫使北宋王朝纳绢时就专门提出，只要河北绢而不要江浙绢。
丝绸、瓷器，都是世界古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中国商品。
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牡丹纹花口瓶。河北日报资料片
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有一尊北宋磁州窑白釉黑剔花龙纹瓶，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日本，几乎所有有中国古代瓷器馆藏的知名博物馆中，都有磁州窑藏品。如今“陶瓷”“瓷器”，在日语中均写作“陶磁”“磁器”，可见磁州窑瓷器对日本影响之深。
“世界上几乎所有有瓷器收藏的重要博物馆，必然有来自中国河北的瓷器藏品，否则其收藏展览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
河北在中国瓷器史上举足轻重，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河北人就开始使用原始青瓷。至迟在北朝，河北人已在烧造瓷器。唐宋时期， 河北一直是重要的瓷器产地，唐代邢窑就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宋代以后，定窑、磁州窑以及井陉窑瓷器更是声名远播、行销天下。
其中，磁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自北朝创烧，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1976年7月，磁县城东4公里。
漳河和滏阳河汇流处古漳河河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
沉船遗址东北有石砌建筑物和木桩等，似为泊船码头和古渡头遗址。此次遗址发掘出6艘沉船，均为木制。沉船上出土的遗物有陶、瓷、铜、铁、木、石等器物，以瓷器为最多，共379件，其中磁州窑瓷器共363件。
由于瓷器本身具有易碎、沉重、耐腐蚀、无时效性之特点，廉价、安全、平稳、畅通的水路运输就成为磁州窑的外销首选运输方式。磁州窑所处的漳、滏两河的天然水道也为产品外销的运输提供了天然便利。磁州窑的瓷器正是通过漳河、滏阳河及其连通构筑的水系网络到达沿海及内地的港口和码头，进而通过这些转运点分散到内地或出海运输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在河北，还有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地方特色的商品——皮毛。
“四留一王村，熟皮最养人，学会皮手艺，终身不受贫。”
2020年9月21日，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随口说出一句本地民谚。
“提到河北的皮毛交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是如今的辛集、枣强大营或张库大道时代的张家口。实际上，邢台皮毛制革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朝，至同治年间，顺德府南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皮毛集散地之一，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张家口。”刘顺超说，当时邢台的皮毛主要来自陕西、青海及内蒙古等地。
河北，自古以来即是皮毛交易的重要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在蠡县一带规划过好几个专业的皮毛集散市场。民间传说范蠡也曾在蠡县做过皮毛生意，留下“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之说。
宋辽金元时期，河北位于民族杂居融合之地，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等地先后设立榷场，开展互市交易，皮货是互市交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别之一。
河北海盐博物馆楼顶的模拟古人制盐现场。 河北日报资料片
明清以降，南北互市更加频繁，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等通过张库大道进入河北，沿商路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直到现在，河北仍拥有辛集、肃宁、蠡县、枣强、阳原等几个重要的皮毛产业集群。
“今天的人们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棉花在我国其实是直到明清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的。在此之前，皮毛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御寒材料。”刘顺超说，因所处地理位置独特，皮毛可以说是河北覆盖面最广、时间跨度最大的商品品类，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角之一。
“在河北商业历史上，有特色的大宗商品是个变化的过程。这与河北的自然禀赋和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周文章表示，如果说皮毛、铁器、丝绸和瓷器成为河北大宗商品，更多依赖河北本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优势，那么后来陆续又有好几个品类在历史上曾占据一席之地，靠的则是商业交流的扩大。
比如棉纺织产品。元末明初，棉花在河北大面积推广播种，北直隶的高阳、南宫、广宗、南皮、赵县、元氏等县都是著名的棉花种植区，有的县种棉者占当地农民的一半。棉花的大量种植，带动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织出的布匹，除了自己家庭的使用，其余拿到市场交换。
“另外，煤、盐也曾是河北的优势产品。”周文章介绍，煤矿主要蕴藏在太行山和燕山地带，峰峰一带采煤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末，明代开滦、蔚县等地开始采煤，其中蔚县优质煤被称为水火炭，烧红放在香炉中，没有烟和煤渣，烧过的煤灰像白雪一样，时人称为天下一绝。而沧州一带盛产雪花白盐，自古是重要的产盐区。
脚步
近百年冀商的开拓之路
今天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这里的许多店铺，至今留有河北冀州商人的印记。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冀州文商撑起琉璃厂
2021年4月8日，北京琉璃厂文化街。
整饬一新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仿古建筑，来薰阁、荣宝斋、中华书局等老字号十分醒目。
作为发源于清代的京城文化一条街，如今的琉璃厂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琉璃厂的发展历史中，冀州商人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冀州商人延续了琉璃厂的文脉。
在历史上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冀州商人，和琉璃厂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冀州商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冀州帮’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商著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撑起了清末民国初期的北京琉璃厂古籍行业。”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告诉记者。
如今因文化属性闻名中外的琉璃厂，在明代只是一个烧造琉璃瓦的官窑。琉璃厂向文化聚集地的转变，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当时，清政府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正好位于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住在附近。久而久之，官员和进京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引来各地书商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
到乾隆年间，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并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起初，琉璃厂的商家多为江西商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战火使江西到北方的交通阻塞，到琉璃厂经营的江西人越来越少。
此时，历史上素有重文传统的冀州人大量涌入琉璃厂。他们先是在江西人开办的老字号当学徒，慢慢掌握了版本鉴识和经营本领，后逐渐发展为在厂肆摆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就购置店铺，渐渐走向兴盛。
冀州书商的代表性人物、冀县人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专门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琉璃厂200多家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撑起了琉璃厂古籍行业的半壁江山。其中开办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延续超过30年的书肆，有来鹿堂、同业堂、松筠阁、宏远堂、聚好斋、槐荫山房、瀚文斋、文友堂、宝仁堂等。
“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志书里对琉璃厂冀州书商做生意的情景如是描写。
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河北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
而孙殿起本人在贩书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对目录学、版本学也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成为公认的近代版本目录学家。
后来，孙殿起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经过数十年积累，将文章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又编成《贩书偶记续编》。这两部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是清末民国初期有关古代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
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河北日报资料片
众多“老字号”源出河北
除了琉璃厂，京津两地仍留存着多家冀商名品名店老字号。
爱吃烤鸭的老饕们或许不知道，“全聚德”的创始人其实是河北人。
“全聚德”创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创始人杨寿山祖籍冀州徐庄乡杨家寨村。
杨寿山幼年时因家贫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时在前门外肉市做生鸡鸭买卖。杨寿山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杨寿山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都要经过一间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铺。这间铺子招牌虽然醒目，但生意却江河日下。到了1864年，“德聚全”生意一蹶不振，濒临倒闭。精明的杨寿山抓住这个机会，拿出他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德聚全”的店铺。
经营鸡鸭生意多年的杨寿山将干果铺改为烤鸭铺，并将店名改为“全聚德”。杨寿山还聘请了宫廷名厨，把原来的烤炉改为炉身高大、炉膛深广、一炉可烤十几只鸭的挂炉，可以一面烤、一面向里面续鸭。这就是今天的挂炉烤鸭。
另一家京城餐饮名店“东来顺”同样源出河北。
“东来顺”是直隶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丁德山兄弟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在北京东安市场创办的饭馆。起初是一个粥摊，经过几年的发展，变成了羊肉馆，字号是“东来顺羊肉馆”。后来，他们采纳了一位在正阳楼饭店主灶的朋友的建议，把“涮羊肉”引进了店堂。由于他们的涮羊肉用料讲究，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口味独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食客的好评，每日顾客盈门，买卖红火。
北京东来顺饭庄的铜锅涮羊肉。 陈同伟供图
“东来顺”在北京站稳脚跟，除了品质过硬，主要靠的是诚信经营。即使在“东来顺”最兴旺的时期，丁家兄弟仍然不忘初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
东来顺的一斤羊肉可切成二十厘米长、八厘米宽的肉片80—100张，且片片对折、纹理清晰，“薄如纸、白如晶、齐如线、美如花”，切出的羊肉片铺在青花盘里，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凭借这手切肉的绝技，“到东来顺看切肉片”成了京城餐饮界的一景。
在天津的河北商人，同样创出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等地方知名小吃品牌；同时在制药、五金、鞋帽绒毯等领域，河北商人也颇有建树，比如河北献县人孙玉琦创办的“利生”体育器材厂，是国内最早生产西方体育器材的工厂，生产的篮球在全国都有极高的知名度。
周文章曾对冀商在京津两地的发展进行过细致梳理，在他看来，早期进入京津的商人主要是通过运河交通北上的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地商人，中晚期最有实力的当属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以及经营丝绸、珠宝和中药材的浙江商人。
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初期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商人，大多数以行商和小商人为多，以贩卖土特产品或经营餐饮业为主。后期河北商人在日杂、制造、医药、笔墨等行业都有涉足。
清代在京城中经营文房四宝的河北商人以衡水人最多，著名产品是“侯店”毛笔和“一得阁”墨汁。侯店制笔业发达，清光绪年间，侯店人把制笔作坊开到北京，“文魁堂”笔庄出产的毛笔还被钦定为“御笔”。到20世纪30年代，侯店人在北京的笔庄有5家，产品销往华北、西北等地。
因为坐拥丰富的药材资源和安国药市，医药行业也是冀商成就较大的领域。
天津的“隆顺榕”药店总经理、安国人刘华圃曾主持并成功研发出中国中药史上第一粒片剂——银翘解毒片，把中药制剂技术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武汉的马应龙药业、南京的白敬宇药业等，则都源于河北定州。
游客在安国选购中药材。 河北日报资料片
冀商的成功“密码”
“与更多依靠官府发迹的一些商帮不同，冀商的形成过程更具奋斗气息和草根气息。”在河北冀商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耀华看来，冀商尤其代表着一种根植于民间的商业力量，始终充满来自最基层商人的商业智慧。
冀商的崛起首先在于敏锐把握了时代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
比如“呔儿商”和“武安商帮”抓住了明末清初东北开发的历史机遇。
“呔儿商”认准了“闯关东”的大批移民到东北，需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等商品服务的商机，大都经营工商业，早期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店售货，中后期以从事粮油加工、大中商场经营为主。
而“武安商帮”则认为东北大量移民缺医少药，于是发挥从事药材生意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武安商帮”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东北参茸等贵重药材的收购经销。
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
“过去外地商人把河北商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格直爽，顺理直言。”赵耀华认为，燕赵文化以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鲜明特征而闻名于华夏。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些高尚的品格为世代燕赵人所推崇。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河北商人，一直以这些标准为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然，除了地域性格，冀商一步步走向成功还有诸多因素。”赵耀华认为，由于冀商是近代商帮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流派，使得他们更具现代性，能够顺势而为，敢于革故鼎新，更加关注技术的迭代和最新的经营理念。
“咱们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当年在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
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这话里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特色。
在安秋生看来，“武安帮”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赢得了开发东北的“天时”，更是由于他们在管理上与时俱进，其中最突出的是股份制和掌柜负责制，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近似之处。
和财大气粗的晋商相比，武安商人原始资金不足，一家一户资本有限，便用股份制弥补这种不足，通常是亲戚、朋友、同乡筹集资金共图大业。因此，在武安商号中，许多商家都推行股份制。
当时，“德泰兴”“徐和发”“锦和庆”等大药庄，甚至不少规模稍小的药店，都有两个以上的股东。
在这些实行股份制的武安商号里，大多都有一本“万金账”。“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药店的经营宗旨，既是分红的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这从产权上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必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在经营方面，武安商帮普遍实行“掌柜负责制”，除“家眷铺”以外，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武安的财东们大都是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东家只管制定章程和到时分红，平时不干预店内事务。“经理东家”（东家之代表，相当于“董事长”）可以定期到柜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发号施令。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柜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这与现在所说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如出一辙。
哈尔滨的“同记”商场是“呔儿商”武百祥和赵禅唐创办的。“同记”改中国工商业沿用的“年薪制”为“月薪制”，这一举措在当时是一个首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同时，武百祥十分关注员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同记”盖有员工宿舍，每年发给员工住房补贴，甚至开办了医院、理发店和浴室，工厂内设有俱乐部、图书馆等，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高阳纺织企业展示创意毛巾产品。 河北日报资料片
高阳纺织业有400多年的历史，对纺织技术迭代的不断追求是其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从明朝到清朝中期300多年时间里，高阳纺织业处于落后的土纱木机时期，这种工具笨重，效率很低，一天也纺不了几斤棉花、织不出几尺布。
清末，高阳商人王士颖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在乐亭县文化研究会会长徐兴信看来，“呔儿商”精神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文化教育。
乐亭“呔儿商”多数出身贫苦、缺乏文化，深感无文化在经商中之艰难，因此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
“老呔儿”们经商致富后回报桑梓，每年都有大笔的汇款寄回家乡，随之而来的是冀东一带教育的兴盛。
据徐兴信介绍，民国初年，各地开始废旧学堂兴办新学，而许多在外经商的“老呔儿”，又把办教育与培养经商人才结合起来，他们注资办学，先后在乐亭办了146所私立小学。
这些学校在规模、师资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是当时一流的，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京东第一家”刘家开办的亲仁学校，最早增设商业班。百善学校的经费由武百祥名下的“同记”企业从每年的盈利分红中提取，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同记”去习业。
这种经商重文的大潮，使得近代以来冀东地区人才辈出。仅以乐亭为例，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海边小县，近代以来仅两院院士就出了10位，新中国成立后授过衔的将军就有25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生于乐亭，幼年时还在商人开办的私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
印迹
商路滋养的文化遗产
太极拳爱好者在邯郸广府古城城楼前展演。 河北日报资料片
武术：镖行天下武成风
2021年9月10日清晨，沧州，大运河湾公园。
两位身穿红色练功服的老年武术爱好者，挥拳舞臂，正在进行徒手攻防技能演练，两人动作敏捷灵活，拳拳生风。
在沧州的公园、广场，常能看到习武者的身影，城市道路两旁林立着各类“武馆”“武校”。
沧州是一座有深厚武术文化传统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沧州市境内习武者近200万人，武术人口所占比例约为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92年，沧州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武术之乡”，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省辖市。
沧州武术名扬全国，与大运河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
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河北省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整理出325处遗产点，除去与运河直接相关的120处外，其余200多处都是大运河衍生出来的文化遗产。
武术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自古沧州有尚武之风。战国时期，沧州分属燕、赵、齐三国之地，是三个大国相互攻伐的重要战场。战乱频仍，为了生存，百姓养成了习武传统。
汉代，沧州东部隶属渤海郡，时任太守龚遂为发展农业，曾张贴告示，鼓励百姓“卖刀买犊，卖剑买牛”，可见当时武风的浓厚。
不过，这种民间习武传统，真正演化成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流派体系的民间武术，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官方运输漕粮服务的“漕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民间性和自由性，沟通北京和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民用商品大规模增加。
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安全是头等大事。于是，许多商人雇佣习武之人保护货物、钱财，受雇的人称为“镖师”。
到了清代，“镖师”群体经营规模、业务范围扩大，职业化程度更高，一个商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的行业应运而生——镖行。
2021年6月20日，北京东城区西半壁街13号，清代“源顺镖局”旧址。
“源顺镖局”位于一座两跨四合院内，有房屋50余间。前院是仓房、车棚、马厩，后院搭有天棚，是镖师们练功习武、起居用餐的地方。
镖局，古代的武装运输业。从事这一行业，最基本的技能是要会武术。
“源顺镖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当时全国十大镖局之一。创办人王正谊，世称“大刀王五”。他生于沧州，师傅是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总镖头李凤岗。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沧州武术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京师许多镖局的创办人和镖师，都出自沧州或师从沧州武师。
如今我们在沧州已经找不到清代“成兴镖局”的遗迹，但通过沧州武师在京师创建的“源顺镖局”，仍能感受到沧州武术在全国镖局行业的影响力。
据记载，“源顺镖局”的业务北至东三省，南到江南，在商路沿线开通众多分号或外柜，一趟镖路长的可达两三千里。
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沧州城，是镖局南下北上走镖要道。
因为沧州武术行家众多，镖行形成了“镖不喊沧”的行规，无论哪家的镖车路过沧州，都撤下镖旗，低调通过，不喊镖号。
20世纪初，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干线通车，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加之邮政、海关系统的创立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铁路运输方式出现，镖局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并最终走向没落。
镖局的兴衰传奇，最终写入中华武术史，成为其中的独特篇章。
2021年7月13日，邯郸永年区，育德太极武术院。
“马步扎得低一点。”“这一拳要打出力量来。”……在太极武术院拳师指导下，70余名青少年在习练太极拳。
在“太极拳之乡”永年，学太极拳已成为许多学生度过暑期的方式。
目前，永年太极拳习练者达到42万人，到永年学习太极拳的外地人年均超过10万人。永年1000余名拳师在国内办校，30余位名师常年在国外办班，一大批太极拳师走上职业授拳、传播太极拳文化的道路。
和永年太极拳一样，河北众多武术拳种已经从之前防身护体、保镖押运的实用功能，转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文化，成为向国内外传递武术精神的文化载体。
除沧州市外，邯郸永年区、邢台南宫市、衡水深州市、廊坊文安县、邯郸峰峰矿区六个县市区也被认定为国家级“武术之乡”。
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有尚武传统。可以说，河北本身就是“武术之乡”。
河北武术拳种多样，辐射性强，影响面广。
在全国129个拳种中，形意、太极、八极、八卦、无极、八闪翻、绵张翻、鹰爪翻等50多个拳种发源于河北，主要分布在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地。
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类共7项，河北占4项，包括沧州武术、邯郸永年太极拳（杨氏）、邢台梅花拳、邢台沙河藤牌阵。
民国年间奉武术为国术，中央国术馆的教官七成是河北人，尤其以沧州为最。三大内家拳最有名的武师中，如孙禄堂、杨露禅、董海川、郭云深等都是河北人。
河北武术拳种的四面开花，与各地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都分布在大运河商路或太行山东路大道这两条重要的古代水路、陆路商道上。
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现场。河北日报资料片
杂技：“走四方”到“台中央”
2021年10月8日，吴桥杂技大世界，“吹破天”剧场。
剧场内，传出悦耳的旋律。仔细看，演奏者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在吹奏。
幽默滑稽的表情，赢得观众喝彩不断，赞叹“吴桥杂技有绝活儿”。
“吹破天”表演者何树森出自五代吹奏世家，他的表演将民间吹奏乐与杂技、杂耍、口技、东北二人转等民间艺术融为一体。
吴桥，中国杂技之乡。和沧州武术一样，吴桥杂技也是在大运河滋养下走向繁荣的民间艺术文化。
吴桥杂技表演艺术历史悠久。
在吴桥县小马厂村出土的南北朝封氏之墓壁画中，就有蝎子爬、肚顶、倒立、马术等杂技表演，这个家族定居在沧州吴桥、景县一带，可见杂技艺术1500多年前在这里已经很受欢迎。
不过，最初吴桥人演练杂技，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而是学习谋生的技能。
吴桥位于黄河下游，西有大运河，东临四女寺河，河道摆动，水患频发，土地盐碱化，农耕难以养活当地人口，于是许多人选择练习杂技，卖艺糊口，浪迹江湖。
吴桥杂技影响力走出沧州，扩展到全国，是在元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对此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无疑要有大运河的水上商路。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
这是流传在吴桥杂技艺人中的一首著名“锣歌”，歌中的“条河”，就是大运河。
杂技表演，贵在有人气。运河商路上的城镇、码头，人流量很大，正是杂技表演的绝佳场所。
明清时期，吴桥杂技艺人主要的表演场所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北上有较大的码头连镇、东光、泊头、沧州、天津，南下是山东德州、济南、临清，直至扬州、杭州。
清代京杭大运河上商业繁荣的“杂八地”，如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都是吴桥杂技艺人会聚的地方，江湖上有“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
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大运河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大运河经济带的存在，杂技这项民间技艺很难生存，更难吸引这么多吴桥人从事这一行当。
清代，也是近现代沧州杂技节目定型的时期。当时，吴桥的杂技已有技巧、驯兽、口技、魔术等六个门类的约200个表演节目。
但习惯了闯荡江湖的吴桥杂技艺人不满足于此，他们远涉重洋，最终推动中国杂技走向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杂技艺人不能不说——孙福有。
2021年6月19日，沧州吴桥，孙龙村。
在村东头路北，有一座与周围民居迥然不同的西式灰色小洋楼，罗马圆柱，拱门尖窗，门楣雕刻图案，房檐上有瓶形栏杆，三面木制回廊，小楼一派俄式建筑风格。
它的主人，是吴桥著名的杂技艺人孙福有。
1904年，孙福有的杂技班受俄国一家马戏团之邀，到莫斯科演出。1921年6月，在俄国、印度等国巡演多年的孙福有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家马戏团——中华国术马戏团。
到1928年，中华国术马戏团已享誉国内外，团队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有演职人员120多人，演出节目50多个，大象10头，狮虎马猴50多只（匹），两台发电机和14辆汽车。当时用火车运输这些道具装备，一次要16节车皮。
这家马戏团建立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改变了数百年来吴桥杂技表演传统的“撂摊儿”形式，转为像欧洲马戏团一样搭建演出大棚，并为杂技艺人加装了保险绳。
演出大棚和保险绳的发明，使中国杂技从“撂摊儿”演出的街头艺术，转为内涵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的舞台艺术，推动了中国杂技艺术从“走四方”到“台中央”的现代化转型。孙福有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杂技之父”。
2021年9月28日，石家庄，河北艺术中心。
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来自17个国家杂技艺术家的35个杂技魔术节目同台竞技，共逐“金狮奖”。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艺术赛事。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运河商路已经不再是杂技艺人巡演的载体，但吴桥杂技的传承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如今已经形成成熟的现代商业演艺体系，并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地合作交流的文化桥梁。
西河大鼓艺人通过网络直播形式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北日报资料片
曲艺：商路即是传艺路
2020年8月31日，沧州沧县文化馆，“古韵书场”。
鼓声阵阵，木板响起。深情的鼓弦乐，浑厚粗犷的唱腔，似说似唱、似叙似述，把观众带进木板大鼓的独特韵味里。
木板大鼓，是沧县地方曲艺文化形式。从2001年第一届“古韵书场”举办至今，十几年从没间断。与往年不同，为防控疫情，这一届“古韵书场”通过线上视频的形式和观众见面。
木板大鼓形成于明代中后期，距今已有400多年，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沧县志》记载：“江湖大鼓（木板大鼓）风行一时，其声韵顿挫淋漓，足表燕赵慷慨悲歌之声。”
数百年里，木板大鼓浑厚粗犷、狂放苍凉的声腔，伴随着运河之水传播南北。
清代的木板大鼓艺人，大多沿着运河跑码头卖艺。一副木板、一架大鼓、一把三弦，布褡裢肩上一搭，搭乘运河船只，北上南下，一路说唱。
在北方大鼓艺术中，木板大鼓是较早期的传统曲艺之一。它的唱腔、曲调被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所吸收，也被称为“京韵大鼓的母根”。
事实上，清代，在运河两岸流行的曲艺形式繁多，仅沧州一地，就有沧县木板大鼓、河间西河大鼓、河间皮影戏、沧州落子、青县哈哈腔等多个曲艺种类。
商路即艺路，不仅大运河商路带动了地方曲艺的南北传播，河北一些地方曲种，还沿着陆路商路，传播到东北地区。
2021年7月16日，唐山乐亭。
60岁的乐亭大鼓爱好者王仁东通过手机“快手”收看“张旭武—乐亭大鼓”直播间欣赏乐亭大鼓《呼家将》。
张旭武，是乐亭大鼓的省级传承人。他在“快手”的粉丝量大约9.3万人。他的粉丝除了唐山本地人较多外，还有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粉丝。
乐亭大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咸丰年间创立于乐亭县，是我国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鼓书，流传于京、津、冀及东北三省广大地区。
乐亭大鼓在东北的流行，与清代到民国初期乐亭商帮闯关东直接相关。乐亭大鼓艺人随着商帮，沿着商路，将这种曲艺形式带到东北。
民国初年，闯关东的乐亭商帮“京东第一家”刘家经常请乐亭大鼓的说唱艺人到东北刘家的商号说书。他们出关以后，到锦州、沈阳、通辽、开原、长春、哈尔滨等地说书，不但使刘家商号的人们大饱眼福，还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当地艺人向乐亭大鼓艺人学唱，乐亭大鼓艺人就在当地收徒。后来流行于辽宁的辽南大鼓，就是在乐亭大鼓基础上，吸收了辽南民歌及其他曲艺形成的。
目前，乐亭县拥有专业及业余乐亭大鼓艺人200多名，每年在乐亭及周边各县完成营业性演出20000余场。
这种传统的曲艺形式，经过当地艺人的再创新，发展出对口大鼓、群口大鼓、情景大鼓剧等多种形式，通过互联网等新渠道传播，依然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活水乡楼上村。
巍巍太行，戏韵楼上。这座仅有300余户的小村庄，处处流露出“平调落子”戏曲味。
平调落子戏曲博物馆、平调落子传习所、戏院、戏曲茶社……就连村里的街道、广场也以平调落子戏曲元素来命名，平调落子博物馆前的街道名为“端花”——取自一出著名的落子小戏。
楼上村，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平调落子的主要传承地之一，村里有一家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武安平调落子剧团，至今仍活跃在十里八乡。
武安平调落子，是武安平调、武安落子的合称。
武安作为一个县级城市能同时拥有两个剧种，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武安也有“地方戏曲之乡”之称。
“武安平调落子广泛流传于我省南部邯郸、邢台等地，但很多戏迷可能不知道，历史上武安戏曲艺术发育过程中，武安商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安秋生说。
“南绸北药”，武安商帮在明清、民国时期的足迹北至东北，南到江南，外来的戏曲艺术也随着商路、商帮来到武安，与武安地方曲艺交流融合。
武安平调，最初就是在外地经商的武安人带回来的“舶来品”。
平调落子起源于清代中叶，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是由流行于河南北部的梆子戏演变而来的。
“往来江浙一带的武安绸布商人，也把江浙戏曲经典剧目引入武安。如《天仙配》《桃花庵》《两狼山》等，其中《天仙配》与黄梅戏同名剧目的故事梗概大致相同。”安秋生说。
商路上的曲艺交流有来有往。武安商人也把本地的曲艺形式，通过商路带到了经营地，吉林“通化落子”就是在这种交流中诞生的。
武安落子最初是由武安一带民间所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落子说唱交织，载歌载舞，具有浓厚的武安乡土气息。
“武安商人到东北贩运药材，同时也把自身喜欢的‘花唱’小戏带到东北。它与当地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曲种、武安落子姊妹花——吉林‘通化落子’。”安秋生说。
不仅是木板大鼓、乐亭大鼓、武安平调落子等曲艺、小戏，河北更知名的戏曲曲种如河北梆子、评剧等，在形成、传播过程中也深受河北境内运河商路、陆路商道的影响。河北戏曲的独特魅力，我们将在后续报道中为大家呈现。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李冬云 朱艳冰 王思达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李冬云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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