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青鸟是北大办的吗？北大哪里可以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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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北大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处于第一提琴手的位置,进而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心与主导者。在回顾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时,注意寻本溯源,探讨更为内在的联系,对于理解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当更有意义。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10余年间，特别是蔡元培执掌教部以后的五六年间，固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能脱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以致在蔡元培接任前也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有所顾虑。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於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终南捷径也。”12因此，学生在校不专心学问，而是汲汲於权欲名利，等待混到文凭了事。非常明显，如此学生，如此北大，怎能表率群伦，有所作为？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恐怕即使其后发生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也很难想像会有其后那种震撼世界的五四活报剧。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具有那麼高的威望，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而是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结果。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才使在突然而至的巴黎和会消息面前，北京大学才有条件几是水到渠成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对於北大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应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13而是那种使北大能够水到渠成地适应社会与历史需要的那些更深广的源头和更本质的精神。这种更深广的源头与更本质的精神，是由蔡元培校长为首的以北大精英集团为中心的全体师生经过历年的共同励行培育而开发形成的，它对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是更有深远的意义，是北大更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为了表明其形成的背景，简称为“五四”传统当然亦可。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只能是特定，表现或发挥这种传统与精神本质的某些方面，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过去，往往以部分代整体，以特殊代一般，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

蔡元培的革新和他支持下的新文化运动，足为五四运动以及北大此后发展的更深广之源和更本质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这自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讨，但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来看，此时北大确已形成新的素质，确已在学术上、思想文化上、社会活动上具备成为人们信仰中心的条件。这种条件，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高”与“大”、科学与民主的校格

蔡元培要把北大办成什麼样子？其理想目标是什麼？他所要确定的校格是什麼？简言之，我认为就是“高”与“大”两者。所谓“高”，是指学校在德、智、体、美而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水平；而所谓“大”，则是主要指各种人才和学术的包容性。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当时北大所追求的标准和校格，是它在中国和在世界所要追求确立的地位。

北大的前身，由於其是国立钦定的京师大学堂。论高，当然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蔡元培所求的北大之高，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主要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是高而且深的。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的是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先知学校的性质”。他强调：“大学者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因此，它决不应是官、商的养成所，也决不是一般的只获得某种工作与养生技能的专科学校。蔡元培正是根据这个格和标准，去寻求相称的教师，去招收相称的学生，去规划学科的设计与建设、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训练与培育，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种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按他所考察和所熟悉的标准，首先就是比肩於柏林大学。

为了达此目的，他说：“我对於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之所以为大的最根本条件和保证。蔡元培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5蔡元培这种在学术上力求高深与在人才、学派充分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方针与实践，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上的最切实的体现。蔡元培在整个学校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不搞集中於一，大权独揽，这同样是浩然之大。离开真正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高”与“大”，“科学”与“民主”，实际也就是北大的校格，这就是北大在五四时期崇高地位的根本源头。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曾以一些人人格有亏而受訾议於当世。极为重视塑造北大新人格，是蔡元培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点，简言之，则是健全与奋斗。所谓“健”，首先是抵制和清除封建遗毒和不良习气。所谓“全”，则是适应与满足现代人生知、情、意的需要。在此方面，蔡元培始终颇费心血。

在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在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端正人生趣向的同时，要求必须“砥砺德行”，要抵制清除种种卑俗、自侮有害的思想行为，首先是克服将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也就是让学生真正认清：“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6他要求学生“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足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17他认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8於是，他继而发起成立“进德会”。将“不嫖、不赌、不聚妾”三戒作为甲种会员；另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作为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作为丙种会员。蔡元培认为，这既可以“绳己”，又可以“谢人”，更可以“止谤”。19这对於在社会上树立北大形象、挽回北大声誉是最关重要的。

从要求师生人格“健”的方面说，《进德会》已是很严的。但是，如果仅限於此，则不免有些偏枯与消极，既不可能为多数人所长远奉行，亦不能完全体现人生意义与现代社会对於人的需求。所以，蔡元培又极力倡导美育与其他多种高尚的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以达到健与全的统一。

和蔡元培相比，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对於青年人格塑造就更偏重积极锐进方面。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奋斗”。它要求青年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它强调：青年们“立功立德，首当辨此。”否则，一切都是奴隶身上的点缀品。按照这一根本标准，它带领青年进行思想与文化批判，敢於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反抗强权。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21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学术在空间状态的要求是“高”与“大”，而在时间状态上则要求“新”。他总是反复强调，“科学的研究”，“是本校的主旨。”对这个“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22他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3为了使北大在学术上“不断更新”，他激励人们在精神上确保上进。他曾说：“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要求学生学习法、美、英、德诸民族性之长，“养成”这种精神。24

北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开新向上情况，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北大月刊》、《新潮》、《国民》等刊物上的成果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北大学术品格的最光辉的表徵。也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他甚至说：北大尽管为此遭受“许多暗算”、“谣言”的伤害，师生也“逐年地有些改换”，“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25而蔡元培最反对的学术状态，就是“专己守残”。26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思想革命等，都是发端於北大。

救国需要合群；国家盛衰，有赖於群治——这是本世纪初一些探索者早就曾提出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方法。

1901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能受复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以所见的中华会馆为例，称其开会议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像这种团体，自是专制之一种变形。另一种则相反，不是“有力者”操纵一切，而是由一些“无赖少年”、“群起鼓噪”，以致一事无成，这又是一种“暴民专制” 27的形式。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又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的群治？梁启超认为：“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但如何解决，他认为：“合群之德”，就是“以一身对於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28简单化地以“绌身而就群”来解决国家之力的问题，当然也貌似有理，而且也有国家搞过，并曾收一时暴效。这自然是20世纪的法西斯。其实，清王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把“忠君”与“尚群”放在一起的。那种“群”究竟是一种什麼东西，当可想而知。

由蔡元培与《新青年》共同培育的北大群治观，这才把此种观念与实践都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而其核心，就是把这种群建立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与自觉、与重视人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习惯能力的培养训练，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北大一系列现代意义的团体，都是由於蔡元培倡导或支持才出现的。例如，《新青年》团体，是他刚上任就从上海请到北大的。其后，则各种社团（包括各种学会等）纷出。例如，1917年3月，成立讲演会、评议会；4月，成立俭学会；11月，创办学生银行；12月成立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小说研究会、雄辩会、教授会。1918年1月，成立进德会；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团、美学会；7月，成立新闻研究会、救国会；10月，成立卫生学会；12月，出版《每周评论》、成立《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消费公社。1919年1月，成立教职工学余俱乐部；2月，成立健身会；3月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成立留美同学会；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不完全材料可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北大属於全校性的团体，（其中有的超出学校范围，但非全校性团体此处不列），究已呈现何种热烈的景像！这种景像，如果不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唾弃、被批判、科学民主思潮的高涨，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所有这些团体的出现，都不是以什麼先“绌己”为前提的。而是恰恰相反，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自觉为前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团体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对於新教育、新文化、培养新人才都曾有过不同的作用。

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五四”前成立的最有影响的是《国民》社、《新潮》社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们的成立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於《国民》杂志的创刊，蔡元培为之作序。他认为：按北大学生之“义务”是“在求学”，其天职应在“研究高深学问”，并不应该办这个刊物。但是，现又“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於普通国民之业务”，实在是“迫於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对国事是“漠然”状态，而一部分“有力者”也即掌权统治者，则又“日以斫丧国家为务”，故在此时只能靠少数爱国家的学生起来奋斗。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出自於学生的个性自觉。蔡元培叮嘱他们，务必“副学生之人格”，即（一）正确；（二）纯洁；（三）博大。而在“博大”之中，蔡元培提出：要“积小群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准。”而大群利害的标准，既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也是不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与国家一致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他说：“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29因为，国家主义这种东西，正是刚刚失败的德意志所奉行的东西。

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更著重的是培养学生的自觉、自立与自治，而不是简单的服从与纪律。“五四”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时时把压制管束学生放在首位，大叫要“整顿学风”。但即使如此，1920年开学，蔡元培仍特别“望大家励行自治”，“以身作则”、“各自检点”。“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30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主张“大学独立的。”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的责任；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著重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煞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31

从北大看，此时期它的所有社团，都是在个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结合的，是体现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的。这也正是北大社团群体的特殊可贵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此后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经受严重风浪考验、担当大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大在形成了上述一些基本特点后，它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了。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革新以及其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为了“五四运动”的需要，而是为中华的振兴发展立长久之基。但是，突发的五四事件，却确实展现了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成果。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北大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实践所证明的。在此，本文只能略述其若干主要之点。

（一）五四前，北大已确立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与教育界第一提琴手的地位。

经几年努力，至“五四”前，北大已经成为我国真正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这里不但有世无其匹的第一流的校长，而且有第一流的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与著名教授。在学生中，也出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的成果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已对全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二）五四前，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上，北大已进行了两场演习

1、击败林琴南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攻击

1919年3月，林琴南攻击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公言报》、《神州日报》也都大造谣言。这是封建守旧势力对於北大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扑。蔡元培随即予以有力驳斥，32全国知识界也予纷纷声援，终於使这次进攻灰飞烟灭，使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大张，提高了社会对於北大的信任。

2、首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已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进行了一次冲击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到北大与许德珩、邓中夏进行联络，由北大带头，发动组织了两千余名学生，向总统总理请愿。如此巨大规模的请愿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它进行的本身就是次年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此次请愿失败后，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成立了“学生爱国团”，因爱国一词在当时被认为有民族狭隘性与落后性，才改为“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国民》刊物，明确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他们又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天津、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联络，学生界的活跃人物差不多已联成一气，甚至与孙中山、冯玉祥也有联系。1919年春北大成立了学生会，“学生救国团”一起加入，成为其中骨干力量。这实际上又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始终处於中心的地位和起著主导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校或团体所无可代替的。在这里，仅约略举其要者。

1、中国人民坚定立场的最早表达者

巴黎和会开幕不久，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在法科礼堂集会，当场举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合各校学生，致电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33

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於5月1、2日传出后，《国民》杂志社即已决定策划组织“五‧七”的示威游行。5月3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国务院已密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开会。蔡元培亲临讲话，谓：“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遂决定於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届时，北京高等师范，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学校也派代表参加，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学，会场气氛十分悲壮。邵飘萍报告形势后，学生们争相演说，形成一次誓师的动员会。决定於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随即分头连夜做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的如此迅速的激烈反应，至少5月4日的示威是不会发动起来的。

3、集会游行的组织指挥者和正义之声的传播者

三千余人的天安门前的集会与游行，由《新潮》社的傅斯年担任总指挥，会上宣读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沿途又散发了由《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宣言》中说：“夫至於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於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讲演，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4《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5这两个材料，实际是由北大带头发出表示全国人民意志的最强音。

为了使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推选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传呼吁。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许德珩等在会上演说，会后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许德珩又在会上报告北京情况。此间工商界终於“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起进行。”表示“誓不反顾“。

6月9日，在北大倡议下，在上海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6月16日，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北京的学生代表11人，其中北大代表3人，即许德珩、黄日葵与段锡朋。其后，各地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无畏的牺牲精神的体现者

北大既为“戎首”，北京政府的镇压与迫害就以它为主要目标。而最为狠毒的，则是逼走校长蔡元培。北大师生不仅在“抗恶”、“去恶”上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而且在挽蔡与“卫善”上也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识破反动政府各种阴谋诡计，不怕反动政府的军警刺刀，枪炮、马队以至扬言要烧杀，不怕反动政府的训令，监狱、法庭，不怕拷打，饥饿和一切折磨，真正是做到为真正与正义“威武不能屈”。他们在反动派的镇压中，北大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最大。例如：

在5月4日所捕的32人中，北大的学生就有20个。

在6月3日的演讲中，学生被捕达一百七、八十人，而北大的学生则占百分之七、八十。

24岁的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又被军警欧伤，吐血致死。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北大在全国各界支持下，终於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革新和《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光辉，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起著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历史作用。

二、北京大学有哪些景点:未名湖

1、未名湖，湖心岛，石舫，北京大学燕园石舫遗址，北大红楼，钟亭，蔡元培铜像还有很多，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下面是具体介绍：

2、未名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位于中北部。

3、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湖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

4、该湖以前靠万泉河供水，目前靠人工蓄水。冬天结冰期间为滑冰场。

5、在清朝是圆明园附属的和珅花园淑春园中人工湖。石舫按照颐和园的石舫修建，但后来上部结构被焚毁，今仅存石质基座。

6、20世纪20年代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校方请设计师亨利·墨菲了规划校园布局，该湖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2001年,湖附近的“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人们从石狮守卫的北京大学西门进入，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对秀丽的华表矗立在办公楼和庑殿围合的那半敞开的空间中。继续漫步向东，无论从哪条路进入以未名湖为主体的园林空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整个的燕园中，未名湖更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在光的作用下，湖面似停泊着万千星辰，发出瞬息万变的光芒，在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于是，有人把燕园的精髓概括为“一塔湖图”。

8、湖心岛是当年和珅淑春园的遗迹之一，当年和珅仿圆明园的“蓬台仙岛”所建的豪华建筑的一景，其后都毁于英法联军。

9、岛亭位于未明湖中心的小岛上，八角状的方亭，使人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这座方亭就是岛亭，整个亭子是木质结构，八根红色的木柱支撑起重檐瓦当和宝塔状的亭顶。亭子的木梁上有惟妙惟肖的彩绘，有的彩绘是人物和历史故事，有的是山水风景，这些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色。亭子的底座是一个约有一米多高的八角形的石台。

10、“舫”的形象与舟相类似，筑于水滨，为园林中最富情趣的建筑物。

11、位于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清代这一带称淑春园，属圆明园一部分，乾隆将该园赐给和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淑春园亦遭破坏，仅残存石舫底座及“临风待月楼”，即今临湖轩故

12、北大红楼是北京城内一座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自83年前红楼落成伊始，她就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策源地。

13、红楼，红色的起点。在经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一大批仁人志士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4、红楼，革命的起点。共产党的先驱者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年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5、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无数先烈用殷红的鲜血抛洒在古都的热土上，用铮铮忠骨为这座城市书写了骄傲。

16、83年前，在北京故宫的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矗立起了一座包括地上4层、地下1层的“工”字形长条建筑。它坐北向南，其西洋式的风格，在当时称得上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

17、但这座建筑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还在于它的色彩。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作红楼。在阳光的照射下，这幢楼熠熠生辉，充满活力与希望。

18、当初的建筑者肯定没有意识到，从这时起，红色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调，一批批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

19、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被叫响着。

20、红楼现在的地址是北京五四大街29号，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21、作为旧址的一部分，说起红楼，自然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位于北京西北角的中关村地区，红楼在1918年建成。

22、如果仅仅是一座有年代的红砖建筑，北大红楼不大可能在1961年3月4日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殊荣来源于北大红楼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共产党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她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23、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24、1915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25、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就任后立即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年底，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

26、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27、曾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道：“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红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

28、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29、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张申府回忆道：“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

30、1918年8月，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人风尘仆仆来到北京，随后也走进了红楼，他就是来自湖南，日后改变中国命运，把革命引向胜利的伟人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当时他和李维汉等24人是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而来北京的。事后，毛泽东留在了北京，经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并在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毛泽东也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31、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2、整整83年过去了，当记者迈步走入北大红楼，一种历史的凝重感油然而生。

33、红楼静谧地矗立着。在大楼四周的地上，“禁止吸烟”的警示牌到处可见。抬头望去，整幢楼的楼面外看不到一个空调。走入其中，能真切地体会到现在的使用者格外精心的呵护，一个个摆放整齐的灭火器很是显眼。由于大楼主要是木质结构，每天晚上6时大楼内要拉电闸，以保证绝对安全。

34、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76年唐山大地震，红楼受到了严重破坏。

35、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36、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

37、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38、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去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的所有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

39、今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机关单位开始搬迁至位于北京东二环的文化部大楼内。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筹备处”和“国家文物局红楼管理处”两块新牌子也赫然挂在了大门口。

40、把红楼建成纪念新文化运动和宣传“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国家文物局已筹划多年的方案。据了解，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设想十分宏大，筹备工作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恢复李大钊、毛泽东原来的办公地点等最初旧址，筹办专题陈列，尽快对外开放；第二步是复原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办公、讲课旧址，复原北大印刷厂旧址，在地下建设文物库房，并建立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第三步将扩大展览规模，在红楼周边地带建设标志性雕塑群和展览配套设施，并拟恢复更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旧址。

41、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位于红楼东面的道路正在紧张施工中，用不了多久，贯通南北、从长安街至平安大街长达3公里、被叫作皇城根花园的宽广道路即将完工。可以想见，在如茵绿树、似锦繁花的映衬下，红楼这幢有着光荣历史的建筑将更加鲜艳夺目。

42、(钟亭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它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

43、钟亭建于1929年9月，钟的来历已无从查证，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钟。钟上文字清晰可观，用手轻敲便能发出沉重雄浑的声响。校钟原有自己的一套敲钟方式，不同的方式有着其不同的含义。)

44、来到燕园的人们，一定不会错过钟亭——那个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之所以说不会错过，是因为小土山的位置极佳，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恐怕是建造钟亭的人担心我们会绕过不起眼的小土山，而忽略了玲珑秀美的钟亭吧，所以在北、西、南分别开出三条蜿蜒的小径，直通钟亭，每条小径都是那种不规则的石块堆砌而成，这便比规规矩矩的石阶多了几分爬山的感觉。拾级而上，只片刻，便可见钟亭的全貌了。

45、钟亭，有钟有亭。亭——圆顶六角，上有彩绘；钟——古色古香，下端铸成八瓣荷花状，像姑娘们穿的裙子。钟体下部雕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和从海面喷薄而出的旭日。钟体上部是十二对腾舞滚动的蛟龙戏珠。两条粗壮的青龙铰连成的钟耳悬挂在亭顶的一条横木上。此外，钟体上刻有八卦的图案，还有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按此日期算来，从大清国丙申年，即1896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钟竟比“京师大学堂”诞生得还早些！

46、据有关考证，原来老北大就是用钟来报时的，钟亭之所以亭中有钟，大概最初的想法就缘于此。在《北大旧事》中，有一位老北大的校友这样描述当时的钟声的：“北大二院的退课大钟从来不是用电机钮去控制，而是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面悬挂着一口黑黝黝的沉沉的铁钟，至少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当时学校开办的时候，当事者不知从哪里物色得来的，而至今仍由一名年纪已近七十的、满脸灰白的胡须、身上穿一件退色蓝布短袄来敲打，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这钟声，声音嘹亮，不但在北大二院，就是在一院、图书馆、研究院、东西斋等地方也没有不能够听清楚的。同学们住在附近胡同里面的，早晨躺在满屋阳光的床上，一觉醒来，听到上课的钟声再洗脸漱口都来得急。因此，这钟声富有诗情画意，自非普通的电钟能及其万一。”而当时所用的钟自然不是现在钟亭里的这口钟。关于钟亭内这口钟的由来，颐和园那座皇家园林里有这样的记载：“岛北侧的岚翠间，1889年慈禧曾做为阅兵台，检阅李鸿章调来的北洋水师及新毕业的水师学堂陆战队学员。为适应演习，把小火轮改为炮舰，东西两岸排列着炮队和马队。

47、当时为水师报时的大铜钟，1900年险被劫走，后来置于燕京大学内，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畔钟亭内即此物。”

48、如果钟会说话，它一定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往事给我们听……或许，从它为北洋水师报时说起，直到它怎样在八国联军的洗劫中逃生；或许，还有数年被荒废，还有，从怎样一个地方迁来这湖边坡上；或许，还有谁把它重新敲响，它怎样兢兢业业地为一代代学子们把握作息时间；或许，它还记得1929年1月，那个它成为燕京大学校钟的日子，6月，搬家来到未名湖畔土山支架上，9月，才有了圆顶六柱钟亭为伴；或许，它还记得原燕京大学行政执行委员会议决议的《撞钟法》：“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半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或许，它还记得撞钟人数十年如一日，用他的生命和它的生命，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用洪亮深沉的钟声激荡着爱国师生的心扉。

49、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组织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50、蔡元培铜像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

51、翻尾石鱼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遗物。长春园北部的建筑群中有谐奇趣(乾隆十二年建)，前有一大喷水池。翻尾石鱼就是这个喷水池里的装饰物。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焚烧、劫掠，使世界名园沦为废墟，珍贵文物流失殆尽，翻尾石鱼也被变卖。后被朗润园主人载涛买下。燕京大学1930年班毕业时，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以作纪念。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

52、临湖轩原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LeightanStuart，1916-1962)的住宅，部分也作为燕京大学接待贵宾和开会的地方。前北大校长马寅初(1882-1982)也曾住此。现为北京大学贵宾接待室。“临湖轩”是北大校友、著名作家冰心命名的。

53、本院西侧房曾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居室。林迈可，英国学者。1937年受聘为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盘据之下，林曾数次秘密访问华北抗日游击区，并在沦陷后的北平的八路军采购药材和无线电器材。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林氏夫妇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方携妻及子女返英。解放后林氏曾数次访华。

54、斯诺墓坐落在原花神庙遗址上。墓碑为一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叶剑英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下注英文。墓旁松柏环绕，绿草如茵。迎面一湖碧水，更觉幽静肃穆。

55、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

56、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57、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58、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59、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60、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61、1960一1970年斯诺墓曾三次来中国访问，著《大河彼岸》等书。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1972年在日内瓦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将其骨灰的一部分运来北京，于1973年10月19日安葬在此。

三、北大红楼与党的诞生

1、红色作为北大红楼的主要颜色，它将是中国革命的主题和标志；它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基地，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是北京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

2、北京大学的红楼始建于1916年，原打算作为学生宿舍使用，但还没完工就被改造了。一九一八年，红楼成为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的所在地。那年，北京大学的文科生陈独秀搬到了二楼；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迁移工作。“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领袖，曾在一幢大楼内共事；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这儿流传开来；一群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此成长。这些都表明，“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息息相关的。

3、为了弥补《新青年》“不谈政治”的缺点，不能与政治斗争紧密合作，1918年十二月，李大钊与陈独秀、文科教授张申府等人在二楼创办了《每周评论》，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阵地。李大钊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红楼，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五四运动前后，“南陈北李”作为红楼中的精神领袖，唤醒了更多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两个先进的思想家逐步引导着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4、一九二零年年初，陈独秀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由北京秘密迁往上海。俄国共产党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务处，在共产国际的同意下，派了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到北京大学的红楼去看望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房间里，两人就当前的革命情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达成了一致意见。维经斯基应李大钊的劝告，再次赴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上海和北京的建党运动，也随之加速。

5、1920年十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张国焘，在北大的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秘密地组建了一个“北京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组织。第二个月，北京党团开会，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共支部，并选举李大钊担任该党的书记。在北京建立了早期的中共组织之后，1920年11月，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得以扩展，同时也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6、——“共产党员预备学校”在这里成立

7、1920年三月，由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在北大秘密创办马克思理论研究会，该研究会是由他领导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直到1921年十一月十七日，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则公告，向公众公布了这一消息。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就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收集、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专题研究、定期讲演、讨论会、非定期的辩论等。

8、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使其成员人数日益增加。据罗章龙《椿园载记》中记载，1923年“二七”以前，社员人数从250到300人不等。罗章龙还发现了151个人，包括25个工人，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团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员的预备学校，19位创办者中，有16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其中只有高崇焕和范齐韩三位。

9、1925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圆满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却蓬勃发展起来。

10、小结：北大红楼的建立及其活动，为中国革命播撒了不灭的火种，对于扩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对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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