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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史方向
一、名词解释
1.卿大夫
西周、春秋时，国君在诸侯国内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庭，是采邑内的“大宗”，对国君而言，他 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卿大夫对国君、诸侯都要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卿大夫以 下，还可分出他们的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
2.约法三章
刘邦率兵进入咸阳后制定的口头约法。刘邦本欲住在秦帝宫殿里面，后经张良等人劝谏，便封存秦宫中财宝，退出咸阳，驻军灞上。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法规定，诽谤者灭族，偶语者弃市。我来时曾与诸侯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我当为王，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官复原职。」秦人闻之大喜，争以牛羊酒食飨劳军士，唯恐刘邦不为王。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 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政治宣言，另一方面，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3.厂卫
明朝特务机构，是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明太祖设锦衣卫，明成祖设东厂，明宪宗设西厂。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厂卫直接用严刑审理重案，最后决于皇帝。厂卫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
4.乾嘉学派
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学派研究的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瀛寰志略》
清代徐继畲所撰世界地理著作。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书中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全书共十卷，分亚细亚三卷、欧罗巴四卷、阿非利加（即非洲）一卷、亚墨利加（即美洲）二卷，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
6.《筹办夷务始末》
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二、论述题
1.简述元朝的对外关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断向外扩张，元朝的统治地域西达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的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均有驿路相通。元朝政府允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还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
一是与西北藩国的关系，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就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后来由于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 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的和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与中央距离遥远，因而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使出使钦察汗国，相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大德七年（1303年），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开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钦察汗国都城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汗国、斡罗思等地将卒、工匠 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双方使臣往来也 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内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 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二是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将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暗。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此外，有不少高丽人也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与日本进行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度恶化。成宗即位后，停止对日战争，并遣使出使日本。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中日间的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而有所减弱，反而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允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
忽必烈即位后，用武力征服东南亚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但因各国顽强抵抗，以及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停止对东南亚的战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恢复。如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 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至元十六年（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后忽必烈又派使者出使俱兰，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整个元朝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很多。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也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三是与非洲各国的关系，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 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希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非常密切。
四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欧洲与蒙古国的联系就非常密切。1275年马可•波罗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 方，其所著《马可波罗行纪》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287年，伊利 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更加相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孟特戈维诺于1294年到达大都，此后一直待在中国，直到1328年去世。之后教皇又多次派传教士来华，中国也多次派使者出访欧洲。
2、试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中国渗透。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受到冲击，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大量涌入。鸦片输入量激增，激化 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通商口岸地区受 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特别 是西方棉纺织品的输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
（2）中国对外贸易的赖性增强，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地。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丝等农产品数量增加很快。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3）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畸形繁荣，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阶层。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地区成为外国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畸形发展，尤以上海最为突出；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些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联系，同时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政治舞台上也开始显露头角。
（4）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并出现了最早的无产阶级。鸦片战争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如书馆、报刊、船坞、印刷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新变化。
综上，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动摇，呈现出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西 方经济侵略势力与本国经济交织的局面。
3、试析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主持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改革的背景
1.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大增。权势阶层凭借政治和经济特权带头掀起了土地兼并的狂潮，使自耕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由于承担赋役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政府开支越来越大，只能加重平民的税负。
2.政府财政危机日渐加深。由于土地财政收入日少而开支日增，又加上因边患屡起而军费激增等现象，万历年间的财政异常拮据。
3.流民与起义严重。土地兼并与赋役繁重，导致流民日益增多，并且各地也爆发了规模不一的起义，严重威胁明廷的安危。
（二）内容
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 “日宗室骄恣，日庶官瘵旷，日吏治因循，日边备未修，日财用大匮。”并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1.政治改革。张居正加强官员考核，讲求工作成效。并且推行“考成之法”,“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使每件公事都落到实处，形成了一套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查的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2.军事改革。整饬边防，在任首辅前即主张封扰边达30年之久的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等地边外设立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加强内地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往来。又调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加强了边防力量。
3.水利整治。张居正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治水效果。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4.经济改革。他不顾官僚和缙绅地主的反对，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并且包括贵戚田地在内的土地，一律丈量。
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1）田赋折银征收；（2）徭役折银上纳；（3）赋、役银合并征收；
（4）赋役钱粮官收官解。
张居正清查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的直接结果，使明朝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和好转。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呈现出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减轻了人丁的负担。这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为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极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改革不免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其改革措施除少部分留下来之后大部分都被废除。
4、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态度和观念的变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
态度变化：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援引最惠国条款，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美、法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望厦条约》也届满12年，美国企图重新修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清廷内部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夺权，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中外势力勾结起来。清政府利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公然“借师助剿”，外国政府也积极配合。清廷也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及关税等方面的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经由原来的心理上的敌对变为友好。
观念变化：在鸦片战争中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一直没有放下“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仍旧视英法等国为夷狄，以为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不屑一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的武器装备赞不绝口，甚至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 以诸国富强之术”。可见，此时清政府对外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诸国已不是蛮夷小邦，而是有着极大的可取之处的强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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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史方向
一、名词解释
1.卿大夫
西周、春秋时，国君在诸侯国内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庭，是采邑内的“大宗”，对国君而言，他 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卿大夫对国君、诸侯都要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卿大夫以 下，还可分出他们的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
2.约法三章
刘邦率兵进入咸阳后制定的口头约法。刘邦本欲住在秦帝宫殿里面，后经张良等人劝谏，便封存秦宫中财宝，退出咸阳，驻军灞上。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法规定，诽谤者灭族，偶语者弃市。我来时曾与诸侯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我当为王，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官复原职。」秦人闻之大喜，争以牛羊酒食飨劳军士，唯恐刘邦不为王。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 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政治宣言，另一方面，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3.厂卫
明朝特务机构，是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明太祖设锦衣卫，明成祖设东厂，明宪宗设西厂。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厂卫直接用严刑审理重案，最后决于皇帝。厂卫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
4.乾嘉学派
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学派研究的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瀛寰志略》
清代徐继畲所撰世界地理著作。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书中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全书共十卷，分亚细亚三卷、欧罗巴四卷、阿非利加（即非洲）一卷、亚墨利加（即美洲）二卷，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
6.《筹办夷务始末》
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二、论述题
1.简述元朝的对外关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断向外扩张，元朝的统治地域西达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的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均有驿路相通。元朝政府允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还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
一是与西北藩国的关系，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就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后来由于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 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的和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与中央距离遥远，因而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使出使钦察汗国，相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大德七年（1303年），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开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钦察汗国都城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汗国、斡罗思等地将卒、工匠 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双方使臣往来也 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内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 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二是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将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暗。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此外，有不少高丽人也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与日本进行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度恶化。成宗即位后，停止对日战争，并遣使出使日本。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中日间的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而有所减弱，反而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允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
忽必烈即位后，用武力征服东南亚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但因各国顽强抵抗，以及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停止对东南亚的战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恢复。如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 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至元十六年（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后忽必烈又派使者出使俱兰，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整个元朝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很多。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也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三是与非洲各国的关系，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 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希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非常密切。
四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欧洲与蒙古国的联系就非常密切。1275年马可•波罗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 方，其所著《马可波罗行纪》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287年，伊利 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更加相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孟特戈维诺于1294年到达大都，此后一直待在中国，直到1328年去世。之后教皇又多次派传教士来华，中国也多次派使者出访欧洲。
2、试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中国渗透。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受到冲击，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大量涌入。鸦片输入量激增，激化 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通商口岸地区受 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特别 是西方棉纺织品的输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
（2）中国对外贸易的赖性增强，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地。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丝等农产品数量增加很快。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3）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畸形繁荣，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阶层。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地区成为外国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畸形发展，尤以上海最为突出；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些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联系，同时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政治舞台上也开始显露头角。
（4）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并出现了最早的无产阶级。鸦片战争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如书馆、报刊、船坞、印刷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新变化。
综上，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动摇，呈现出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西 方经济侵略势力与本国经济交织的局面。
3、试析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主持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改革的背景
1.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大增。权势阶层凭借政治和经济特权带头掀起了土地兼并的狂潮，使自耕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由于承担赋役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政府开支越来越大，只能加重平民的税负。
2.政府财政危机日渐加深。由于土地财政收入日少而开支日增，又加上因边患屡起而军费激增等现象，万历年间的财政异常拮据。
3.流民与起义严重。土地兼并与赋役繁重，导致流民日益增多，并且各地也爆发了规模不一的起义，严重威胁明廷的安危。
（二）内容
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 “日宗室骄恣，日庶官瘵旷，日吏治因循，日边备未修，日财用大匮。”并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1.政治改革。张居正加强官员考核，讲求工作成效。并且推行“考成之法”,“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使每件公事都落到实处，形成了一套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查的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2.军事改革。整饬边防，在任首辅前即主张封扰边达30年之久的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等地边外设立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加强内地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往来。又调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加强了边防力量。
3.水利整治。张居正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治水效果。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4.经济改革。他不顾官僚和缙绅地主的反对，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并且包括贵戚田地在内的土地，一律丈量。
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1）田赋折银征收；（2）徭役折银上纳；（3）赋、役银合并征收；
（4）赋役钱粮官收官解。
张居正清查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的直接结果，使明朝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和好转。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呈现出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减轻了人丁的负担。这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为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极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改革不免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其改革措施除少部分留下来之后大部分都被废除。
4、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态度和观念的变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
态度变化：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援引最惠国条款，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美、法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望厦条约》也届满12年，美国企图重新修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清廷内部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夺权，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中外势力勾结起来。清政府利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公然“借师助剿”，外国政府也积极配合。清廷也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及关税等方面的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经由原来的心理上的敌对变为友好。
观念变化：在鸦片战争中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一直没有放下“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仍旧视英法等国为夷狄，以为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不屑一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的武器装备赞不绝口，甚至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 以诸国富强之术”。可见，此时清政府对外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诸国已不是蛮夷小邦，而是有着极大的可取之处的强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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