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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查沁君
“高达87%的受访家长表示不会因为‘双减’政策而放弃子女的校外学科培训；37%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代形式。”
近期，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的相关调研得出上述结论。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监管难度大，存在无序发展的风险，或将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
自去年暑期启动调研，到今年初，此项研究共持续半年，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广州、深圳、南昌、佛山等四地共计2391名相关人员参与问卷调研，其中含1921名家长、233名培训机构教师、237名大学生家教；广州和南昌两地共30人参与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含14名家长、8名培训机构教师、8名大学生家教。
调研数据还显示，在为子女聘请学科家教的家庭中，32%聘请两科及以上的家教，8%的家庭聘请家教的数量达到三科及以上。
“双减”后的暑假，小学生对大学生家教的需求量相比往年有显著提高，多数从业人员的业务量同比增长50%-100%。
此外，有43%的受访培训机构教师表示“转入（或暂时转入）私人家教行业”是其未来再就业的可能选项。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风险并非由‘双减’政策本身所造成，因为‘双减’的目的是规范校外培训行业有序发展。”该研究中心认为，由于“双减”政策正处于落地的“磨合期”，加之中央和大部分地区的相应政策文本尚未针对私人家教做出专门规定，在规范私人家教发展方面仍有进一步的政策完善空间。
7月28日，界面教育连线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晖，作为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他全程设计并参与本研究。界面教育藉此询问了此项研究的调研过程、结论背后反映的问题，以及私人家教的监管治理等话题。
界面教育：此项调研的契机和过程是怎样的？内部如何评估问卷+访谈的调研方式，以及样本量的大小和地域选择？
余晖：去年7月底，“双减”政策出台后，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去年暑期启动调研，到今年初共持续半年。调研地点以珠三角为主，此外还选择了江西省南昌市，作为内地城市的代表。当前的研究发现可能对一二线城市比较有解释力，对于小县城或三四线城市的具体情况，后续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核心观点是基于访谈，问卷调查的数据更多是提供素材或证据。整个的样本量不大，如果要把它做成全国性的大样本，得上万甚至上十万人，可能才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所以我们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初步探索。
界面教育：近四成受访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代形式，背后反映的是核心问题和冲突是什么？
余晖：它说明了至少在家长层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科培训的需求，尽管成本会更高。它在加剧家长经济负担的同时，无形中会把一部分低收入的家庭排除在私人家教培训市场之外，可能会造成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群体间的不均等现象。
界面教育：针对87%的受访家长不会因“双减”放弃子女校外学科培训这一现象，有哪些方法缓解呢？
余晖：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是当下的高考、中考的竞争机制。一方面，这种机制有其公平性与合理性，适合中国国情，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另一方面，随着竞争带来的课外补习需求，并不会因主观意愿改变或减少，所以我们只能采取“疏”而非“堵”的方式。
一个是校外部分，“双减”已经明确对校外学科培训机构进行了严格规范，建议私人家教也对标校外培训机构，用一样的思路规范发展，将其纳入有效监管。
另一个是校内部分，为疏导学生的培训需求，课后服务是一个有效且重要的渠道。比如有学生在特定科目上进度迟缓，而有的学生进度超前，有没有可能通过校内课后服务的渠道来满足？总之，校内教育应尽可能地提供差异化的学习环境，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界面教育：访谈过程中，家长、培训机构老师、大学生家教这三类群体对私人家教的态度分别是怎样的？
余晖：很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学科类的私人家教，一对一的家教针对性更强。这背后也反映出，私人家教实际上能较好满足差异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只要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家长愿意承担该项开支，从而提升子女的考试竞争力。
培训机构教师主要面临的是如何转型发展的问题。有老师选择考公务员、考编，或是转行另谋出路，还有老师将私人家教作为短期内的一个过渡性策略。我们的研究发现，43%的培训机构教师认为，转入私人家教行业是他未来就业的一种可能选项。
大学生家教其实没有受到政策影响，它收费相对较低，属于勤工俭学的性质，所以它很难像校外培训机构那样形成所谓的“资本化运作”。
界面教育：私人家教这一群体存在已久，“双减”更是将之扩大化，如何看待这部分群体？其行为合规吗？
余晖：从合法性角度审视，国内现行的教育及民事法律法规中并未明令禁止私人家教行为。
“双减”后的系列政策明确禁止的是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尤其是以盈利、功利应试为目的的培训。比如部分培训机构采取“换汤不换药”的策略，将语文课名改为“人文素质拓展”，将数学课名改为“逻辑思维拓展”，或是以高中课程名义招生但实际讲授初中课程内容。
对私人家教的监管也应延续“双减”精神，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和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针对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所设定的一整套限定条件，同样适用于私人家教，比如不能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举行等。
未来教育部门如果出台相关规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将私人家教和培训机构进行对标，有利于维持“双减”政策的稳定性。
和教育培训机构相比，私人家教发生在家庭场域，政府如果要介入或干预，还需特别慎重。另外，私人家教具有更强的灵活性，群体大且都是独立个体，未来如果要对标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方式，其成本会特别高；如果一刀切，也不利于现实中多样化教育形态的诉求。
所以我认为对于私人家教应当采取备案制度。
不论在校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都需备案。一看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由公安部门或司法部门负责；二看其过去的教学生涯中，是否有专业操守方面的问题，如辱骂、体罚学生及违背师德师风等，由教育部门负责。
由于私人家教的运行模式不同于培训机构，因此在备案流程和手续上可以相对简化，向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或续认家教从业许可。反之，则不予发放或予以吊销。
界面教育：针对家教活动的不同从业形态，如何建立分类监管机制？
余晖：对于家教中介机构和志愿服务机构应进行注册监管，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全面掌握其师资、费用及辅导内容等核心信息。
对于个体家教从业人员，无论全职或兼职，均应进行登记备案，保障家教活动的规范开展及有效追责。
对于对接家长与家教从业人员的中介性平台，如网站或微信/QQ群等虚拟网络平台，应进行有效监控。
界面教育：脱离机构后，组织地下补课老师的收入有明显增加。拥有定价权的私人家教是否已成为“卖方市场”？
余晖：所谓的“卖方市场”、收费高等不受约束的现象，本质还是监管问题。应当建立起一套监管机制，尽管会增加行政成本。
费用方面，私人家教也应当确立指导价制度，因为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定位是带有公益性的，它不是一个产业和纯市场的行为。
界面教育：中国人民大学近期的“双减”调研，通过搜索引擎、淘宝、专业咨询网站等数据，发现学生学业负担减少、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减少78.6%，但父母的焦虑症在“双减”后上升12.8%。这和你们的调研数据有出入吗？是调研方法和样本的差异，还是说关注问题不同？
余晖：两项研究确实在抽样设计和样本来源方面存在差异，例如我们的研究对象并未包含中小学生，而是家长、培训机构教师、大学生家教。家长的焦虑肯定没有降低，不然他不会寻求私人家教的帮助，并为此支付更高额的费用。
人大的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学习负担降低，这和我们的结论也不冲突。因为“双减”前，校外培训机构暑假可以开班，学生可能需要密集上课。而现在即便是私人家教，考虑到成本高，孩子也很难做到整个暑假连续不断上课，所以负担肯定是降低的。总体来看，达到了“双减”的效果。
另外，人大关注的是共性问题，我们关注的是群体间的差异性问题。因为私人家教的费用很高，它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
对于城市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双减”后仍然可以通过私人家教形式为子女“开小灶”，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购买私人家教服务的困难很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私人家教行业可能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
如果未来学科类私人家教发展不能得到有效规范，可能会造成社会群体间教育资源差异或差距的扩大。上述效应在一两年之内并不会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到了三五年后便会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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