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
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把西文的Ethnographie和Ethnologie译为民族学，并定义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正式开始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随后二十几年，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学家，他们大多分布在各地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当时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民国时期，民族学家们主要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不过也并不局限于此。有学者发现，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开设的15门民族学课程尽管侧重于“边疆民族”研究，但所涉及的并不只是边疆少数民族，也包括了民族学与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关联、中华民族意识、世界民族、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中国之民族主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研究，但与先前相对广义的民族研究有所不同，此时民族研究的基本指向是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导向。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颇具进步主义色彩，与之前国民党政府和当时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同化、种族隔离等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主张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群体性政治权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可见，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少数民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对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但当时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才解放没几年，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了解较为有限，相关知识严重匮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任务自然就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以及从事各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研究工作，为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民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事件是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中，民族研究力量从原先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中剥离出来，转并到新成立的民族院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民族学家，如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和他们的一些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均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的民族学家和大部分学生被调整到西南民族学院，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民族研究力量则构成了西北民族学院的教学科研主力。经过院系调整，综合研究型大学里很少有人从事民族研究，民族院校则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机构。
不可否认的是，民族院校对于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相应的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同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相关知识生产严重不足，甚至连国内有多少民族都还没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亟须开展民族识别，而民族院校特别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家们则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未必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情况，这些民族学家提出了中国民族识别的标准和原则，即从斯大林的四个民族特征出发，但又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民族状况。在许多民族的识别过程中，他们没有照搬斯大林的定义，而是采用了较为灵活的办法。在民族识别调查工作中，中央民族学院的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施联朱等一大批民族学家直接参与或领导民族识别调查组到各地进行识别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最终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许多地方得以落实和完善。之后，民族院校的师生作为主要力量，还深度参与了党和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展开，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正在发生较大改变。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也为了能把各民族原来的社会面貌记录下来，中央决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民族院校的师生就成为这项调查工作的主力军，特别是其中许多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了调查的设计、筹备和落实。仅从1956年6月至1958年上半年，调查组就对国内20个民族进行了初步调查，形成了约1500万字调查材料，其中付印的有400万字以上，而整个调查实际积累的各种资料有上亿字。通过调查，党和政府进一步掌握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情况，同时调查成果也成为编辑“三种民族问题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族工作面临的知识生产障碍。
民族院校的贡献有目共睹，这种贡献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但民族学与民族院校捆绑的这种结构产生和加剧了一些弊端。
首先，民族学成为研究少数民族的学问，而且往往造成一些学者聚焦单一民族或本民族研究。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对这一现象有所反思，他认为过去的民族研究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例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丛书均是按照民族单位，即以民族为单位编写。作为基础性知识和民族资料是必要的，有其优势和长处，有助于把各个民族的情况搞清楚。但此局面长期延续，逐渐形成了按照“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的模式。许多在民族院校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大多毕生致力于某一民族的研究，由此造成各民族研究彼此割裂的弊端。
其次，民族学缺少了其他学科的滋养。民族院校的强项是民族学，许多学校几乎是举全校之力发展这一门学科，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则相对薄弱，这使得民族学很难得到其他学科的滋养，不利于民族学学科的长期发展。
最后，这种结构削弱了民族院校自身的竞争意识。由于民族院校基本是以民族学学科为主，而其他综合研究型大学几乎没有民族学，同时双方的上级主管单位也不同，这使得民族院校长期缺少和其他综合研究型大学进行竞争的意识，实际上对民族院校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虽然重视对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但他们的高校很少会形成以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研究为主的情况。美国和加拿大有许多以招收少数族裔为主的大学，如美国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斯佩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又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但这些大学本身并不以少数族裔研究为主。许多声誉卓著的原住民或其他少数族裔研究机构实际上位于顶尖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内，如哈佛大学在1969年建立的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年建立的以研究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印第安原住民为主的民族学系（The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加拿大排名最靠前的3所综合研究型大学——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则均设有专门研究原住民群体的实体机构，这些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研究机构由于有了校内其他学科资源的支撑，大大推动了其研究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美高校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研究的繁荣。
民族学与民族院校捆绑曾经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越来越意识到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要求，确立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要求下，过去的民族学发展模式无疑要作出相应改变，不仅在民族研究上要超越“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同时在学科建设上也要超越民族学与民族院校捆绑的结构。近几年来，民族院校也在进行自我调整，比如通过院系合并等各种措施大大改变了过度聚焦单一民族研究的局面。但是要在学科建设上解决民族学与民族院校捆绑的问题则不是光靠民族院校自身努力就可以的，而应鼓励一些有条件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也参与到民族学学科建设中来，从而使民族学不再局限于民族院校之中。
相比于传统民族院校，绝大部分综合研究型大学虽然在民族学方面缺乏长期积累，但这些高校往往学科门类齐全，如果鼓励其中一些有条件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有利于其通过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发展壮大，进而促进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整体繁荣。另外，社会上通常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少数民族学生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但事实上，综合研究型大学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如何使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和校园生活中与汉族学生团结互助、共同进步，本身就是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对象已经从传统的少数民族指向扩展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56个民族共同的时代要求。民族学学科内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就、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以及关涉各个民族的多样性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都是促进各民族师生相互了解、相互认知、相互尊重、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共同性的学术力量，综合研究型大学有责任通过民族学学科或课程建设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综合研究型大学而言，发展民族学，几乎是平地起高楼，难度相当大，因此我们应该鼓励那些有一定基础的综合研究型大学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发展民族学，并从平台建设、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切入。
第一，要以平台建设推动学科建设。2020年初，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及国家民委在全国范围内批准建立了10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5个培育基地，这些基地大多数设在综合研究型大学。我们不妨在其中选若干所有基础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作试点，以基地建设为契机，通过内培外引一些从事民族研究的人才，形成比较稳定和精干的民族学人才队伍。待条件进一步成熟之后，在这些高校率先建成比较健全的民族学学科体系以及民族学本硕博培养体系。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研究导向。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方向是尊重差异性、增进共同性，那么在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也应紧紧遵循这一大方向，在巩固已有族别研究的基础上，要大力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研究，也要注重应用研究，总结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综合研究型大学应根据自己的学术传统、地缘特点和学科优势，在民族研究方向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重点，避免同质化。
第三，要重视相关课程建设。作为高校，其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特别对于综合研究型大学而言，不仅学生数量众多，且不少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任务尤为艰巨。在这种情况之下，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不仅应抓好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更应着眼于全校通选课的设计。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课程设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相关通选课，通过课程讲授做好高校的民族团结工作的内容。
第四，要以培养少而精的民族学专业人才为目标。由于民族学专业的就业面相对较窄，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以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和从事民族工作的实务人才为主，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多语种技能和跨学科知识，让学生得到足够的田野调查训练，使培养出的人才可以真正做到心系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国情、具备世界眼光。
（作者励轩，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秘书长、研究员）（《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2期）
作者：励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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