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

1937年的广西桂林，每逢空袭警报作响，人们便带着自己珍贵的东西，扶老携幼，迅速地躲到防空洞里。这其中，有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背着一个约一人高的布口袋，也焦急地上了山。他想去山上的垭口避一避。

可垭口下躲警报的人实在太多了。

男子一思索，又向山里走去，躲进一个山洞里。

直到警报解除，男子才稍微放下了心，背起他的布口袋下山去。可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令他和他的“布口袋”久久不能忘怀的一幕。垭口已被炸弹炸毁，碎石满地，弹火缭绕，许多人已不知归家的路，永久地留在了那里。

这个男子，就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而在他身后珍之重之的布口袋里，便是他的独女，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先生。

当时14岁的李林得了伤寒，不能见风。可是在炸弹的威胁下要跑警报，这可怎么办？爱女心切的李四光便想了一个办法，缝制了一个大布口袋，跑警报时将女儿装到口袋里，背在身上。

长大后的“布口袋”不止一次地感叹：“再糟糕的和平也比战争强！”

终于，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和平的局面。

李林先生。“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李林院士的一生，出生于民国初年，在战火飘摇中经历了青春年华。在父母的影响下，科技强国之梦深深刻入了她的骨血。为了祖国的建设和民族的命运，她将此后的岁月献给了科学。

从钢琴家到科学家

李林院士曾感叹：“我这一辈子许多事都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为手坏了，可能去学钢琴；如果不是因为母亲舍不得，也可能去学医；如果不是因为秘书打错了一个字母，也不可能从事今天的专业。”

1923年10月31日，在李四光34岁生日的第5天，他的女儿在啼哭中呱呱坠地，取名为“熙芝”。

1925年幼年李林和父亲李四光在北京。“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熙芝的母亲许淑彬女士学音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她当时正在北大女子附中教钢琴。母亲希望女儿向钢琴方向发展。但不幸的是，6岁那年，熙芝的左手食指因生疮短了一截。她就没有正规地学下去，只在闲暇时作为业余爱好一直保持着。

父亲的工作给了她无穷的想象，也给了她童年的欢乐。因为地质工作，李四光经常奔走在大自然中。熙芝跟随着父亲，山鸟、标本、石头、珍奇，在爬山涉水中，所有的事情都诱发了一个孩童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因为父亲是地质学家，常年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所以经常要搬家。熙芝的小学生涯经常是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当插班生，每个学校最多只能上满一个学期。但在非常艰苦的抗战条件下，熙芝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初中还没毕业，她就跳级上了高中。但按当时规定，没毕业的学生是不能报考的。为了能顺利上高中，熙芝在报名时灵机一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林，考上了位于沦陷区的汉民中学。

从此，“熙芝”成了“李林”。

两年后，16岁的李林再一次产生了跳级上大学的想法。她考取了贵阳医学院，希望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时局动荡、战火漫天，母亲实在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这次李四光也支持妻子的意见，为女儿选择了广西大学的机械系。尽管对机械并不感兴趣，孝顺的李林还是成了机械系唯一的女生。大学毕业后，李林被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了两年。

1944年6月，李林毕业于广西大学机械系。“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46年初秋，在父亲的帮助下，李林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硕士学位。这次专业的转变，正如李林先生所言，又是一次偶然。李四光原希望女儿学习弹性力学，但因女秘书的一字之差，错将elasticity打成了plasticity，变成了塑性力学，李林便被分到了冶金系读金属物理。

虽然经历过几次跳级，但李林院士的女儿邹宗平女士却说：“我母亲求学的道路并不是‘学霸的道路”。

抗战时期，为了生存人们到处逃难，很难顾得上读书问题，更何况机械和金属物理是两个领域。在伯明翰大学留学期间，李林深感自己的基础知识不牢固，英文也不熟练。为了赶上课业，她十分刻苦，一天中十几个小时都用来学习、做实验，每天要学习、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去休息。这期间，父亲的精神鼓励一直陪伴着她。李四光先生不间断地用英文给她写信，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来”，鼓励她“坚持”。

后来，李林院士回忆这段经历时写到：“有时，我也感到很累，但是一想到祖国所遭受的欺凌，一想到父亲在科学领域顽强进取的精神，就咬牙挺了过来。”

1948年春，李林成功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于1949年前往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

三次转型的科研道路

1951年11月，在完成博士答辩的第二天，一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归心似箭的李林立刻作别了老师、同学，作别了风景如画的康桥，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她甚至连学位证书都没来得及拿。

除了对先她一步回国的爱人和亲人的思念，催促她尽快回到家乡的，是她渴望赶紧回来建设国家的热切心情。但没想到的是，在她日后几十年的科研道路上，竟然历经了三次改行。每一次的转变，对李林来说，都意味着从头学起，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回国后不久，她进入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工作，先后进行了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硼钢的研究工作。

1955年李林（左）在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那个时候，党要干啥就干啥。新中国需要钢铁，我们就搞钢铁研究，在中科院冶金研究所一干就是8年，我们的球墨铸铁研究在1956年首次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奖，新华社还报道了。我们一起的三位女科学家还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包头铁矿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198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1956年8月，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约见李林：“我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需要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专家，我们考虑调你来所。”

两年后，李林辞别了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的丈夫邹承鲁，独身一人前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第六研究室任副主任。她的父母、女儿虽然也在北京，但因为工作的保密需要，李林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就这样，她成了邹宗平长达二十年的“周末妈妈”。

第六研究室主要从事核材料的研究工作，主要承担反应堆材料及燃料组件堆内行为研究。但这项工作因为技术要求很高、工作艰苦，且具有很强的放射性，一般不适合女性参加。李林却说：“我对这工作很感兴趣，干得津津有味”，而且“同志们和我合作得很好，这使我感到生活有极大的幸福”。

在祖国需要的号召下，李林带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在我国开拓了反应堆材料研究这个新领域。她始终奋斗在工作的第一线，参加了第一个“反应堆”实验、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材料工作实验、第一艘核潜艇材料实验，为祖国的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5岁时，李林第三次服从国家需要，转去研发超导材料。

1979年李林（左）在物理研究所准备实验。“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李林院士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邱祥冈回忆：“她说国家有这个需要，我们要去学，要克服困难。”为了尽快了解、掌握这项技术，李林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做实验、读文献，中午累了就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下。

1986年，高温超导发现后，她带领研究团队日夜奋战，使我国的高温超导薄膜研制达到了国际水平，为我国超导薄膜制备研究成果向器件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林在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时写到：“正是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铸造了我献身科学的爱国情怀；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断变换科研主攻方向，树立了‘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科研态度。”

从钢铁、原子能到超导材料，李林的每一次科研选择，都坚定地与国同行。

科研精神永相传

一直到去世之前，李林先生还在亲自改文章。她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只有在科研一线的时候，才能够保持对科学的敏感和热爱，尤其是对科学的敬畏。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虚假，是必须踏踏实实的。”

正是这种诚实的科学精神，为李林赢得了攻读博士的机会。

李林的求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硕士毕业后，因为原来提供奖学金的英国文化学会拿不出钱，原本希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林只好在剑桥大学的金属物理系做实验员，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有一次，李林在磨金相时，不慎丢失了金属片。她用吸铁石在地上找寻，没想到吸出了许多片金属片。到底哪一片是刚丢的那片？李林这下作了难。同事安慰她，不要紧，随便找一片磨一磨，教授不会知道的。没有办法的李林只好找了一片相对干净的金属片进行实验。

但李林总感觉心里不安。她自幼接受的教育，便是“要做科学，要做老实人，不能偷奸取滑”。于是，在给教授送分析报告时，她主动向教授坦白了自己的失误。几天之后，教授主动提出为她寻找博士奖学金，希望她继续读博。

就这样，李林留在了剑桥攻读博士。读博期间，李林与她在剑桥的同学邹承鲁喜结良缘。

1970年，邹承鲁从上海调往北京。分隔13年后，夫妻二人终于团聚了。李林院士感慨万千，风华正茂时，他们两地分居；再聚首时，已是两鬓斑白，年过半百。

团聚后的两人反倒更加繁忙。

1997年李林（右）与邹承鲁在家中书房工作。“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家里有两台计算机。每天下班回家，李林和邹承鲁就面对着两台计算机继续工作，谁也看不到谁。要说话时，只有站起来把头歪着才能说话。邹承鲁笑说夫妻二人都是“工作狂”，“要是换一个早就吵架了”。

每当谈起休假，两人便默契地互相抱怨：“他（她）呀，别提啦，一休息就生病。”

工作早已成为了李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哪怕身患重病，李林也放不下自己的科学研究。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柏儒回忆说：“她说作为好朋友，我得跟你说我现在被确诊了，我的病被确诊是癌症了。但是你要给我保密，其他人不要再说了，这样的话就怕不让我工作了。她说我还要工作。”

支撑李林克服病痛、继续工作的，是她的父亲。

李四光在得知自己患了动脉瘤之后，深感时间有限，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为了将有限的时间放到无限的工作里去，也为了多做一些工作，多为人民服务，他对工作抓得非常非常紧。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林在父亲李四光塑像前（地质力学研究所）。“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李林说：“我觉得我父亲给我力量很大，就是最后几年怎么抓紧时间来工作。因为像我们这样年龄，特别是身体还有毛病的人，你不知道哪天就没有了，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作需要做，你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工作？我觉得我从我父亲身上得到了力量。有时候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扛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我有病，就是这么回事。”

1980年，李林和邹承鲁双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编者注），和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父亲李四光一起，铸就了“一门三院士”的典范。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李林院士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科学研究上面再做一些有利的事，做些实事。她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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