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
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兰德尔·赖特的经济学教授从康奈尔大学辞去了工作，开着他的装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的道奇代托纳来到费城，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赖特教授了解到在费城上汽车保险需要花多少钱（对于已婚，超过25岁的男性来说，通常为每年3600美元或更多）之后，他果断地放弃了开车。
如果住在费城，你的汽车保险费用大概是住在密尔沃基的三倍，是住在西雅图的两倍多。费城保险行业历来薪水比较高，比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都高，尽管这些城市的盗窃率要高得多。这让赖特教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最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费城汽车保险如此昂贵之谜》。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答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系，而与国家监管机构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猜测。匹兹堡和费城属于同一个州管辖，监管机构的行为差别不大，但匹兹堡的汽车保险价格不到费城的一半，尽管匹兹堡的盗窃率是费城的两倍多。其他州的情况也提供了同样惊人的对比：圣何塞市比周边的旧金山便宜得多；杰克逊维尔比迈阿密便宜得多；堪萨斯城比圣路易斯便宜得多。
当赖特教授对这些差异感到困惑时，一位名叫埃里克·史密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卷入了一场车祸。是对方司机的错造成了这场事故，但对方没有什么资产，也没上保险，所以史密斯不得不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激发史密斯和赖特发展出一种新的保险定价理论。
简而言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部分司机不上保险会导致保费增高；高保费会导致部分司机不上保险。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大量不上保险的司机增加了我们遇到像史密斯先生这样遭遇的概率，即便我们没有过错，可能也得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保险公司为了弥补这种风险，只能收取更高的保费。但提高保费又会导致更多的司机选择不买保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城市进入这个恶性循环，就很难逃脱。
换句话说，保险费率由自我实现的预言驱动。即：如果大家都预期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会很高，进而真的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相反，如果大家都预期司机们会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不会高，进而司机们真的都会去上保险。两种结果都存在自我强化效应。
城市一旦陷入这两种循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无限期存在下去。所以，现代费城人遭受的保费过高的遭遇可能是他们祖父母一时悲观情绪的爆发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一短暂爆发的情绪是相反的，即过去的费城人相信保费率会降下来、他们的邻居们都会去上保险，单单这一信念就足以真的让保费降下来，大家都去上保险。之后，费城的保险市场可能就会像密尔沃基市的保险市场一样，并永远一样。情况也可能不同：如果费城拥有足够多的“核心保险”，即便保费率与密尔沃基的一样，费城人也不愿意为自己投保。
“史密斯–赖特理论”预计，部分城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具有长期保持低保费的潜质。看到具有此类潜质的城市把潜力变成现实是一大幸事。强制执行《强制保险法》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之一。（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都已经颁布了《强制保险法》，但执行情况堪忧，即便执行的州，最低责任限制也设定得太低，低到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从理论上讲，强制保险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包括那些目前没有意愿上保险的人。不愿意以3500美元的价格上保险的费城人，都希望能有以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保险的机会。所以，如果强制保险能够让保费大幅下降的话，无论是先前投保的人，还是后来新投保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应该是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那部分人，即便保费降到500美元他们也不愿意买。但基于收入水平的保险补贴制度，甚至可以使最穷的那部分人也能分享到更低保险费的好处。）对于在意识形态上追求自由市场信念的人（比如我）来说，理解史密斯和赖特的理论有些困难。我们习惯于将自由市场作为自由和繁荣的担保人来捍卫，但在这里，自由和繁荣是矛盾的：政府通过强迫人们放弃短期利益，让每个人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说，这种繁荣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赋权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从而损害我们的利益。）
为更便宜的汽车保险牺牲一点点自由值得吗？我倾向于相信肯定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不安。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在自由和繁荣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联手世界各地的几十个智库，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从1到10进行打分。高评级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的特征包括有限政府、税收低、执行力强的财产权、运转良好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等。目前，中国香港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然后是新西兰、瑞士和美国中的一个，缅甸排名靠后。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的因果关系，但很有启发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这一建议。顺便说一句，如果以政治自由进行同样的实验，包括定期选举、强大的反对党、言论自由和宗教等等，将这些因素作为横轴进行绘图，会发现所有的点看起来几乎都是随机的。在我看来，政治自由虽然是件好事，但与经济自由不同，它与繁荣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对于我们这些同时关心自由和繁荣的人来说，如果目标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实在是好运气。很大程度上，自由可以促进繁荣，但不总是这样。
费城的汽车保险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外。成本效益分析告诉我们，人口还是太少，漂亮的人既太多又太少（因为看漂亮的人很有乐趣，所以漂亮的人太少；又因为漂亮的人会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使希望被别人注意到的人无法被人注意到，因而又太多），发明创新太少，出版的书籍太多。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但需要以牺牲一点点经济自由为代价。这些权衡让我不安。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这一权衡更明显的版本：假设有些人（“保守”）珍惜他们的宗教自由，同时更珍惜对色情的禁令；另外一些人（“好色”）珍惜自己阅读色情杂志的权利，同时更珍惜对宗教的一般禁令。如果同时禁止色情和宗教，会让每个人都更快乐，同时也让每个人都更不自由。这算是一件好事吗？森的困境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总有一些人会因“禁书令”而被冒犯，所以禁令不可能让每个人更快乐。但在实践中，我们不需要通过关注政策获得人们支持的情况来判断政策的好坏，相反，我们采用更灵活的标准，如成本—收益原则：当政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政策是好的，其收益（或成本）通过支持者（或反对者）愿意为制定（或废止）这项政策而支付的金额来衡量。
遗憾的是，这对避免陷入森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森的困境本身就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假设我愿意花20美元去读保罗·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而你愿意付40美元来阻止我。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是，应该禁止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这样的结论会令多数人反感，所以禁止这样的事发生将是大功一件。跳出这一旋涡的简单方法是不考虑精神成本。人们不希望自己的鼻子被打一拳，将人们的这种情绪考虑到成本收益分析中，促使我们制定法律抑制殴打别人鼻子的行为，这种对情绪的考虑是应当的。但因为有人不希望我看克鲁格曼的书就要颁布相关禁令就不合适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这一立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具有连贯性。
文/安润—烤海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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