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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新华社瞭望智库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在今天，对中国来说金融探索最主要的抓手就是零碳金融的转型和发展，而中国有经验、有机遇，也可以在这里实现换道超车，建立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体系。”
朱民认为，建立零碳金融体系，金融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要构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中国模式结构性货币政策。创新以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二支柱”货币政策向增加碳中和目标的“三支柱”货币政策发展。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绿色贷款整体规模还不够
论坛上，朱民表示，如果能实现碳中和，中国将进入另一个辉煌的40年。第一个40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但这是一个传统工业化的模式，而下一个40年是绿色发展模式，将会引领世界，能够让全球共享繁荣。
朱民称，实现绿色发展，金融的作用非常大，金融第一件事是要从现在的绿色金融跨越到零碳金融。
他表示，中国的绿色金融是全球领先的，2021年上半年已经有13.92万亿绿色贷款，全球第一，但是整体规模还是不够。零碳是工业和社会的根本结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从绿色走向零碳特别重要。
“金融机构通过贷款的导向会引起整个结构的变化。”朱民表示。
与此同时，他指出，在碳价上升，新能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会在10年内攀升，所以存量调整是重大的变化。四大国有银行对“五大门类”保持关注，贷款余额现在达到34.86万亿，这些贷款的质量也都会发生变化，需要金融机构进行管理。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要和碳中和一致
朱民称，2060年我国GDP可能是现在的4倍，但是碳排放量几乎会下降为零，这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创新的结构性变化。
在朱民看来，金融要支持零碳科技创新，在4倍GDP增长空间下，零增长的碳排放核心是科技创新，太阳能、光伏创新效率从20%提到30%，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
朱民指出，上述创新需要构建中国模式的货币政策作为支撑。货币政策传统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二支柱”，现在会走向碳中和目标的“三支柱”，因为碳中和转型会引起金融的不稳定，所以政策必须考虑进去，模型、估算、测量都必须考虑进去。
他进一步指出，碳中和的增长目标与经济增长、就业息息相关，推进经济结构变化，需要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我国央行有丰富的窗口指导经验，就是结构性政策，我们率先推出了对碳中和的再贷款机制，已经走在前面。
与此同时，朱民强调，整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必须发生变化，也就是要和碳中和一致。比如，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就要调高高碳资产的权重，降低绿色资产的权重，这个就要很谨慎，需要模型、计算考虑。第二支柱要鼓励开展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相关的压力测试，转型过程中有很大的风险。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下，要强化气候变化的披露，监管政策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利用制度优势，利用绿色金融经验换道超车，超前进入绿色金融、零碳金融，这需要制定零碳金融的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制定零碳目标下的风险偏好，激励、披露产品，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也要求金融机构从战略、技术到治理机制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在今天，对中国来说金融探索最主要的抓手就是零碳金融的转型和发展，而中国有经验、有机遇，也可以在这里实现换道超车，建立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体系。”朱民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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