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考研，华东师范考研报录比
第一封信：1933年，蔡元培致王伯群
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向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推荐著名哲学家熊十力：“黄冈熊十力先生精研宋明理学，对于道德政治甚多卓见。又由是而研究印度哲学，进支那内学院治《惟识论》数年，不满于旧说，著《新惟识论》，现已付印（中华书局），其他言论略见于其门弟子所辑之《尊闻录》中。”
“从签名处手迹来看，这封信主体内容并不来自蔡元培本人，或许是他的秘书代写的。”汤涛说，但这封信中透露的史料很有意思，因为蔡元培还提到“（熊十力）曾屡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每星期两点钟，酬报百元 ”，因为熊十力不适应北平严寒，蔡元培这才推荐熊十力来大夏讲学。
“当时在上海，教授月薪平均只有两三百，好的或许有四五百。即便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年薪只有八九千元。所以熊十力这个报酬非常之高。”汤涛告诉澎湃新闻，王伯群后来回复蔡元培，因为大夏课程均已排满，暂时不能邀请熊十力前来讲学。
第二封信：1934年，刘湛恩致欧元怀
刘湛恩与大夏大学有着不解之缘。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刘湛恩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也在上海大夏、光华大学兼课。
1928年刘湛恩担任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但依然和大夏保持密切联系。1934年大夏举办十周年纪念，刘湛恩还以沪江大学校长身份为上千师生发表致词，认为“大夏之发展，致使 ‘教育破产’ ‘大学无用’之论，不攻自破”。
这一封写给欧元怀的信同样写于1934年。在信中，刘湛恩称大夏遵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毕业试验委员会，并请欧元怀担任大夏的毕业试验委员会校外委员。
刘湛恩与欧元怀在信中兄弟相称，二人原是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校友，交情颇深。1938年，抗日态度坚定的刘湛恩在和家人乘车外出时遭日伪特务暗杀身亡，欧元怀闻讯后很是悲痛。
第三封信：1935年，胡适、程治平致鲁继曾
这是一份胡适亲自作保的书函，担保书是写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的。其中写道大夏的学生程法正“因顾家事”，即“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须 “在家奉待”，特申请休学一学期。
据华东师大档案馆学籍档案显示，程法正为安徽绩溪人，1933年9月由大夏附中进入大夏银行系学习，一学期后申请转入文学院英文系，之后再次由英文系转入法学院法律系，并于1938年9月毕业。程法正的另一个身份是胡适的外甥。
汤涛推测，这份书函其实是由胡适的侄女婿程治平撰写，但程治平希望借助胡适的威望和影响力来确保孩子能向学校请假成功，以缓解家庭之忧。最后果然如他们所愿，学校同意了程法正的休学请求。不过可惜的是，毕业后的第二年，程法正因患肺病不治不幸早逝。
“这份书函还给我们一个信息，即当年大夏新生入学或学生重大事项，如请病假或休学等都需有担保人，该制度是大夏的一项硬性规定。按照学校教务处要求，所有入校新生或请假事项都必须填写担保书，担保人即为家长或监护人，家庭里多为父亲具名。
第四封信：1944年，王保志宁致胡蝶
王保志宁是大夏大学社会系1930届毕业生，也是大夏校长王伯群的夫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她还任大夏校董。
这封信是写给民国第一美女、著名女演员胡蝶的。1944年是大夏成立二十周年，校方决定在六月一日校庆日热烈庆祝，并通过举办名家书画展览义卖、戏剧公演等筹募基金，于是就想到了胡蝶。王保志宁代表大夏给胡蝶写信，不过可惜的是最后胡蝶回重庆时没有路过贵阳。
第五封信：1945年，孙科致欧元怀
孙中山之子孙科是政治活动家。他于1935年加入大夏大学校董会，1942年被推选为大夏第二任董事长，因而对大夏的校务一直非常关注。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夏被迫内迁。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时任校长王伯群因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在重庆逝世。孙科在重庆主持召开校董会，当时他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大夏的新一任校长。
1945年3月大夏师生到达赤水，同年8月15日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这封写于1945年10月22日的信中，孙科告诉欧元怀已致信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字骝先），请求大夏复员旅运费的拨款：“致骝先部长请拨本校复员旅运费函已照签发。政府还都，年底或可开始。关于本校复员一切应办事宜，届时请亲自来渝洽办为荷。
第六封信：1939年，张寿镛致叶百丰
张寿镛字詠霓，是光华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一封张寿镛给语文教育家叶百丰早年光华求学的回信。
当年叶百丰在光华旁听，希望可以获得文凭认同，但张寿镛直言按校章规定没有中学文凭不可入大学，没有大学的四年学分不能毕业。不过张也非常欣赏叶百丰的才学，建议叶百丰先不考虑文凭，转而争取“修业证书”，并表示叶百丰还能继续以“旁听生”在光华听课。
有趣的是，这封信也可见张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汤涛称，张校长向来重视学生的国学教育，曾亲自为国文竞赛拟定题目、批阅试卷，并召见获奖同学，逐层讲评，赠书奖励。但他并不保守，也强调“不偏科”：“弟维注重在国文，倘兼习他课程更佳”。
第七封信：1940年，蒋维乔致张寿镛
蒋维乔是著名教育家、佛学家，他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1929年，蒋出任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37年，蒋任光华国文系主任，后又兼文学院院长。
这封信是蒋写给校长张寿镛的，说的是哲学系教员有所变化，《哲学概论》及《伦理》这两门课得另聘教员，还介绍道：“兹有吴致觉硕士（美国大学毕业），长于此门，且擅长西洋文学史，现任大同大学教授，今为介绍，请留意延揽为荷”。
汤涛称：“张寿镛重视教授治校，各系主任、院长在当时能 ‘说得上话’，真正参与学校的管理。”光华成立伊始，张就聘请当时国内声望很高的两位教育家朱经农和廖世承担任副手，延聘了胡适、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吴梅、胡刚复、朱公谨、颜任光、潘光旦等知名学者，带来了光华浓厚的学术氛围。
第八封信：1941年，吕思勉致张寿镛、朱公瑾、张歆海
“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自1926年起任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封信可以说又是当时“教授治校”的一个典例。
当时光华校方让各个系报选修科目，吕思勉需报史学系的选修科目。在信中，吕思勉说之前的改定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不尽人意，要求再讨论一次，“甚望就各院各系再行审慎修改一次”，最后还讨论了选修课设定的具体问题。
第九封信：1946年，蒋经国致朱经农
这是蒋经国写给时任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的推荐信，信中说抗日战争胜利，他推荐谢冠英等退伍青年士兵来光华深造：“兹有学生谢冠英等经奉教部核准，分发贵校，肄业诸生应以尊师重道、恪守校规为向学准绳。迭经本处诰诫嘱咐，刻腑铭心。务祈惠予训导，严加管束，使能在先生教育之下，仰沾化雨，时坐春风，养成优秀青年……”
汤涛称，华师大档案馆目前还藏有另一份来自蒋经国的推荐信，两份信的文字内容一模一样，只是学生名字“谢冠英”有了改动。“虽内容一致，但蒋经国亲自手写 ‘复制’了数份，也可见其之诚意。
第十封信：1948年，赵家璧致朱经农
赵家璧是我国著名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他于1932年毕业于大学英文系，历任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经理兼总编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经理兼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等职。
在这封信中，赵家璧为庆祝母校图书馆新址落成，一口气捐赠了晨光出版公司一年来全部出版物，共二十八部三十一册。汤涛感慨：“赵家璧先生的后人都会羡慕这份珍贵的手札。”
以上十封信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尘封数十年得以问世不得不说是一件大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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