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考研，大连理工大学考研分数线
火箭，人类智慧与技艺的最高体现之一，令许多国家望而却步。
这只“巨兽”的燃料箱内，装填着海量的心血与汗水，和以吨计算的金钱与资源，
可以说，箭体末端那条璀璨的尾迹，划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
当别人都在想尽办法给火箭、航天器“做加法”的时候，
有一所高校却偏偏“与众不同”
他一直琢磨着怎么给这些大家伙“做减法”，帮火箭“瘦身”。
行为与众不同，名字却格外低调，
质朴得像一个戴眼镜、穿格子衫的工科男，
他，就是大连理工大学。
什么人能给火箭“减肥”？
在航天界，有一个著名的“等式”：火箭重量每减少一公斤，发射成本就减少约20000美元，是真正的“一克重量一克金”。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先生也曾说过：“航天器一个零件减少一克重量都是贡献。”
大师之言掷地有声，其难度可想而知。世界难题、国家需求撞在一起，全国上下谁能担此重任？关键时刻，大连理工撸起袖子：“我来！”
中国空间站的核心舱“天和”，长16.6米、直径4.2米、重22.5吨，其尺寸和质量都超过了我国以往火箭运载能力的极限。托举它升空的大火箭，叫做长征五号B。通常，人们会亲切地叫它“胖五”。
“胖五”成功首飞后，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连理工大学，信中说：“大连理工大学研发的航天新型轻质高承载结构及其高效优化设计技术，实现了箭体结构大幅减重，为保障火箭运载能力和多次关键技术攻关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工人以一己之力，抬高了我国火箭运载能力的极限。
应该说，这样的表扬放在谁身上都够吹好几十年的了，不过对于大连理工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比如：
“从源头上提高了我国运载火箭和导弹的结构设计精细化水平”
“为保证我国大型运载火箭性能和可靠性做出了实质性的重要贡献”
这样的高评价，是大工人凭本事挣来的。
“航天结构优化工作”，换个通俗的说法——为火箭、航天器减重，是航天装备研制的永恒主题，也是提升装备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之一。掰着指头算算，大连理工大学在这一行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从这所学校里走出的“减肥专家”个个都不是一般人，其中的这几位，都堪称相关领域的“开山祖师”：
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密切结合的先行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
钱令希院士的弟子，中国计算力学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钟万勰；
以及同样由钱令希院士发掘的，改革开放国家派出访问学者中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
以三位院士为代表的“豪华阵容”，将一生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里。
这群武林高手在深山勤修苦练数十载，一朝出手，效果自然是非同凡响。
在我国首枚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的研制过程中，大连理工团队遭遇了一系列“卡脖子”难题。外国人能搞，中国人凭什么不能搞？“不信邪”的大工人发了狠劲连下数关，在这份“每一克都算贡献”的工作中，他们硬是一口气砍下去了1145公斤（折合1145000个小贡献）。
这不仅为每一发火箭新增利润近4000万元，也让火箭的“武力值”+1+1+1+1+1……更告诉了世界：想卡中国人的脖子？没门！
随着我国发射能力的不断提升，“大工制造”随着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长征七号等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频频亮相太空；之后，大工的“品牌效应”也逐渐影响到了卫星平台等其他航天器。
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巡合影”图。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2021年6月，“天问一号”代表中国人首次造访火星，四个月后，大连理工大学又收到了一则“五星好评”。这一次，他们把火星车设备板相关结构件的重量砍掉了一半以上。
看着这些能写进历史课本的成就，想必大工人可以拍着胸脯说一句：“瘦身，我们是专业的！”
只会鼓捣火箭？不能够！
1975年11月下旬，云贵川地区的民兵集体出动，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之中。29号，贵州六枝营盘公社传来消息，一个大家伙从天而降，把一棵茂密的大松树砸成了“斑秃”——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找到了。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成功回收卫星的国家。
与一般卫星相比，返回式卫星的制造技术极为复杂，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象征。事实上，中国这次成功回收卫星的确轰动了全世界，西班牙媒体闻之震惊，法国报纸直呼难堪。这项艰巨任务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大连理工大学的“助攻”。
把这颗卫星送上天的“长征二号”，是我国早期导弹火箭研制经验的“集大成者”。而迈出我国航天“第一步”的“T-7M”液体探空火箭，也是由大工人助推升空的。那时，距离中国航天从零起步仅仅过去了4年。虽说“T-7M”的飞行高度只有区区8000米（还没有珠穆朗玛峰高），但它却为之后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可以说，一肩扛起中国航天之重的大连理工，在刚进入航天领域时，就把主意打到了“放卫星”上。
火箭是手段，航天器是目的。之后的日子里，“有手段”的大工人一直在忙着给火箭减重，但他们也没忘了自己的“目的”。面对微小卫星产业的迅速崛起，大连理工大学先后研发了卫星部署器、卫星平台、电推进装置等一系列“高端产品”。但对大工人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不能光是把别人的卫星送上月球、送上火星，我们自己的卫星也得上天！
终于在2020年，第五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大连理工大学宣布首颗科学卫星项目正式启动。在经历了长久的沉寂后，大工一出手就要来一波大的——他们要研制世界首颗20kg量级亚米级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纵观全球航天界，这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了。在国内外同重量级别的遥感卫星中，这颗大工自主研制的卫星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水平”。
今年2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十余家单位和知名高校组成了评审组，对这颗名为“连理”的卫星展开评审，认为方案可行，建议尽快开展搭载项目立项。
在全国专家的“催更”下，大工正面向全校师生征集关于卫星遥感应用的建议。未来的某一天，这颗承载着全体大工人希望的“小家伙”将启程奔赴太空，在星空之中划下一道醒目的“大工蓝”。
同学，一起造火箭吗？卫星也行！
普通人看航天，往往会脑补一群头发花白的科学家。这种印象不能说错，只是有些片面。实际上，如今的一些航天单位里，“95后”年轻人的占比已近八成。知识和技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怎样才能把一个高中生变成航天工作者呢？说到这，大工站了出来：“想学造火箭、造卫星？好说，包教包会！”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赛场上，大工学生们通过研发两项核心技术，解决了新一代长征火箭多个减重难题，拿下全国金奖，被总体单位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月，大工学子在世界大学生立方星挑战赛中国区总决赛拔得头筹，成为了全国仅有的3个特等奖队伍之一，未来还将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总决赛。而国际总决赛的特等奖作品在实现工程化后，将有机会免费搭载我国火箭进入太空。
前不久才落下帷幕的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大工又一支团队夺得全国一等奖，他们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机力学交叉融合，不仅解决了航天设计领域的难题，还完美“跨界”，将成果转化为冬奥滑雪防护头盔，其性能超过欧标20%。
短短半年连获三项大奖，边学边做搞出“黑科技”。从这群年轻人身上，我们能看到老校长钱令希院士勉励他们的那句“科研要为国家工程服务！”，能看到红色血脉在大工新一代的传承，也能看到几代大工人积累下的深厚研究、教学底蕴。当这些要素聚集在一起，教会学生造火箭、造卫星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了。
进入大工后，“本科生导师制”将新生们领进实验室，“未来科学家工坊”让他们在项目中触摸创新设计研究，“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则给了他们化理论为实际的舞台。实际上，在研制“连理”卫星时，就有许多正在求学的大工学子参与其中。这套“科教融合、赛教融合、驻所培养”的育人体系，让各级各类竞赛成了大工学子检验本领的“试金石”。环环相扣的举措就像是火箭发动机，在他们身后形成了强大的“推力”。大工，让刚刚走出高中校门的年轻人，越过了从大地到星辰之间的距离。
火箭要上天，“能飞”只是条件之一，关键还得知道“往哪飞”。在大工，每个志在天宇的学生手中都有这样一副“星图”，其上的条条轨迹，皆是那些走在航天一线的大工“老同学”们，用自身经历亲手描画的。
原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希季在星图上留下了一笔，他是我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技术方案的提出者，也是首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总设计师。不只是火箭、卫星，大工校内第一批建筑的暖气管道也出自他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在星图上留下了一笔，35岁时，他成为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总体论证组中最年轻的一位专家。在央视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说：“但是我要去大连理工大学，因为这里是中国计算力学最好的学校！”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型号总体副总师阳志光在星图上留下了一笔，他参加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绝大部分航天型号的研制工作。他也曾牵头大工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共建“航天结构强度分析中心”，默默地在母校和中国航天之间架起桥梁。
如今，大工人手中的星图上轨迹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身后的推力也一天比一天更强，这所学校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在告诉你：教学生造火箭，我们是认真的。
要是有一天，谁家的孩子去大连理工报道时突然被人问：“同学，造火箭吗？”那基本可以确定，你来对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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