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考研，文艺学考研考哪几门
人物小传
李衍柱，青岛崂山人，1952年青岛师范学校毕业，1956—1960年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助教。1961年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人大文研班”）的研究生，1964年毕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专家组成员，享有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李衍柱先生 作者/供图
走进李衍柱先生的书房，狭小的空间被书香和墨香环绕：一张暗红色的木质书桌、一把工作椅，一排书柜贴墙而立，与书桌对望。打开书柜，各式各样具有年代感的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书籍应有尽有。这些书籍或旧或新，有些是“惊鸿一瞥”的偶然购得，有些是百般探寻后的“珍藏”，却如一串串珍珠，串联起理想与现实，记录着他走过的人生岁月。
书桌背后的墙上，悬挂着两幅字，上书“江清月近人”“潮来天地青”。这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山水诗人孔孚先生送给李衍柱的，张岱年先生所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题字悬挂于书桌左侧的墙上，是2000年张先生所赠，记录了1999年李衍柱选编《宇宙与人生》时与张岱年的一段交往……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的采访就在这间静谧的书房里开始了。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回顾走过的岁月，李衍柱先生说，“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1933年，李衍柱出生在青岛市崂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这一年，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离婚》先后出版，也是在这一年，曹禺完成了话剧《雷雨》。彼时，襁褓中的李衍柱日后会与这些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是莫大的缘分。在此后80余年的漫漫时光里，正是通过反复研读中外经典文学作品，让李衍柱勾画描绘出百年文艺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李衍柱的父亲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从记事起，父亲就教他识字、写字，诵读经典。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的熏陶，也为他日后走向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战乱的童年，整个社会都处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中，李衍柱的日子过得自然清苦。回忆起那段岁月，老人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家境十分困难。母亲整天带着姐姐、我和弟弟上山拾草、挖野菜。大概是1946—1947年，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记得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仅能买到一个15斤重的花生饼。全家人十多天就是靠这个花生饼掺和着野菜度日。”
令李衍柱念念不忘的是，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千方百计要供他上学。13岁那年，李衍柱考上了青岛师范学校初中部。1950年7月初中毕业，李衍柱又以优异成绩考取青岛师范学校后师部（因那时上师范不花钱，报考的人特别多，那年是20个人中取一个）。在崂山脚下、李村河畔培养人师的摇篮中，李衍柱度过了六年美好的青春岁月。
1952年秋，从青岛师范学校毕业后，李衍柱留校做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同时还兼任“前师”（又称简师，相当于初中）的“社会发展史”课的教师。彼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处处充满生机。最使李衍柱感动的是1955年七级和三级（前师）同学毕业分配时的情景：学校在礼堂开毕业生大会，李衍柱是会议主持人，学校领导刚刚讲完市教育局下达的分配计划，全礼堂四百多毕业生，呼呼啦啦地站立起来，连续齐声高喊：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站出来任祖国挑选！
翻阅李衍柱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李衍柱自己也曾以《青春的火焰》为题写了如下诗句：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是建设中的一块砖；
无数颗水珠汇聚成大海，
无数块砖瓦把大厦砌成。
那种青春的朝气里，映照着新生中国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从小住在山窝窝里、喝着崂山的甘泉水、吃着地瓜长大的李衍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看看大海、走向大海，走向更大的世界。1956年7月，李衍柱离开家乡，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迎来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大学期间，相比于时代大潮的嘈杂，书林艺海的遨游更可以使他的心得到安宁。大学四年，李衍柱千方百计“挤”时间有计划地读书。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不管怎么忙，每天至少必须读100页小说。回忆起大学读书的时光，李衍柱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记得大学那几年，深夜一点钟以前很少睡觉，每晚要找一个没有人或人少的教室、阅览室的角落埋头读我的书。”
四载光阴，倏忽而过。李衍柱实现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大学毕业时，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基本上都读了。一部部中外文学名著是李衍柱构建文艺学研究“大厦”不可或缺的红砖绿瓦，这对他以后研究文学典型、理想、范畴等文艺学、美学问题，做了一定的文学史的铺垫和准备。
从文学典型问题步入学术殿堂
1961年7月至1964年7月，是李衍柱人生中最为珍视的一段岁月。彼时，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经推荐考试被正式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的研究生，“正是这三年，使我这个来自‘山窝窝’的穷孩子，从崂山到泉城再到北京，从地方走向了全国，看到了世界，引导我进入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
如果要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坐标。虽然“文研班”仅开办三届，但其在当代文学史、文艺理论史乃至教育史上的意义都是不可忽略的。李衍柱回忆，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担任那一届“文研班”的班主任。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师资皆一时之选，有人用“非常豪华、空前绝后”来形容“文研班”的教师阵容，“文研班”也被视为文艺理论界的“黄埔军校”。正是在春风化雨的日日熏陶中，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对李衍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回忆起与学术大家相处、学习的三年岁月，李衍柱感慨颇深：“这些大家的学术风范、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他们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和学术见解，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长期被封闭的思想闸门，使我逐渐领悟应当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探索和研究之路。”
李衍柱先生部分著作 作者/供图
如果说大学时期李衍柱主要阅读的是中外名著，“文研班”的三年，李衍柱就开始广泛阅读文艺理论，真正进入了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三年间，李衍柱系统阅读了中外历史、中外哲学史、美学史、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的主要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著作。
林黛玉、王熙凤、普罗米修斯、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每当我们打开世界文学史，一页一页静心阅读的时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立即就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李衍柱说，从开始接触文学作品那一天起，就有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时刻吸引着他、激励着他，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典型问题，由于直接关系到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规律问题，因此一直被国内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所重视。梳理20世纪文艺理论、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可以知道，1956—1965年这10年间，美学界和文学艺术界曾对典型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
正是在广泛的阅读和对文艺理论前沿的敏锐把握中，李衍柱开始思考：文学创作与典型人物有什么关系，塑造典型人物对于文学创作有何等重要意义。“文研班”最后一年是撰写毕业论文。李衍柱选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指导教师是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先生。回忆起蔡仪对自己的指导，李衍柱娓娓道来：“蔡仪强调对典型问题研究，既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又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应将历史的与逻辑的研究统一起来，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
在蔡仪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李衍柱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我在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李衍柱说，他开始选择学术研究对象时，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即从叙事文学中所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即典型人物开始的。文学典型问题就成了他步入学术殿堂后关注的聚焦点。“从抓一点开始，然后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这是我采取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从1964年在蔡仪先生指导下完成关于典型问题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开始，李衍柱陆续发表了《试谈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典型问题札记》《典型个性 “这一个”》《观察个性 研究个性 刻画个性——文学典型问题断想》《马克思论文学典型——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阿Q形象的不朽与典型问题的争论》等论文，“明确提出文艺应该创作出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这不但对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起了积极作用、也为马克思文艺理论在典型问题上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此后，李衍柱在《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中，分时期梳理了马克思以前典型学说在欧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范畴问题的学术专著，后经修订、补充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并被指定为全国研究生教材。
对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的学术贡献，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曾评价：“过去谈典型，一般多从哲学的共性与个性上来谈，而很少从历史上来谈……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仅对典型问题作了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对典型理论的发展，作了历史的描述”，从而“使典型理论的研究也纳入了历史的范畴”。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眼里，“历史逻辑”同样是贯穿李衍柱典型研究的一条主线。2003年3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李衍柱《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童庆炳先生说，“李衍柱的典型研究，不仅是一种逻辑的概括，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就是说，他不是把典型问题从历史的发展中抽象出来研究，恰恰相反，他把典型问题放回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去把握，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逻辑的十分具体深刻的典型研究”。
从文学理想到文学范畴
李衍柱的学术历程，从文学典型问题这一点开始，逐步扩展到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以至哲学史、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学习与思考；进而又从文学典型到文学理想，再到文学活动与文艺学的范畴体系的研究。
按照李衍柱自己的总结，他学术生涯的前30年学术的着眼点和主要精力用在“典型—理想—范畴”六个字上面。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重新着手研究文学典型问题的时候起，一直有两个字在他的眼前闪耀，这就是“理想”。
李衍柱说，在中外美学、文艺学论著中时常可以发现有关“理想”的论述，特别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文献中，“理想”几乎成了一个无人不谈的核心范畴。有的学者甚至把典型与理想等同起来。典型是否等于“理想”？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人生理想有什么联系与区别？中外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理想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文学理想问题的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间是何关系？在研究典型问题过程中，李衍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结合文学活动实践开始对和典型有关的文学理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理想：艺术之光》《论“理想”范畴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等一系列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文学理想论》。
在李衍柱看来，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是两个不同的文艺理论范畴。文学典型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文学理想则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想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学理想贯穿在文学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在构成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它是文学活动的灵魂和动力，是照耀作家、艺术家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总光源。李衍柱提出“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美”的观点，认为“理想是时代的旗帜，前进的动力，建设的指南。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理想的艺术家，是一个鼠目寸光只知爬行的艺术家，他永远不会攀登上艺术的峰巅”，对文艺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
自此，李衍柱以文艺学的范畴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对于范畴研究的价值，钱中文1995年3月6日在给李衍柱的一封书信中给予了肯定：“我首先觉得选题很好，当今西方文化艺术中是一片解构之声，反理性的思潮肆虐。我们是理性主义者……人类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我们仍得寻找、探索，范畴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吧。”
在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李衍柱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范畴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诸种文艺学范畴作了全面梳理与概括，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文艺学范畴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李衍柱将马克思主义著名文论家的经典文本涉及和提到的文艺学范畴加以全面整理，并从方法论范畴、本体论范畴等多个方面作了具体阐释，进而批驳了当时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没有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构不成体系”的观点。
深圳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胡经之在《文艺学范畴论》序中说，该书“具体展开了这些不同层次范畴的阐发、论证，使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众多范畴有个全面的掌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宏大体系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这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将是一种推进”。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一书中，李衍柱将“为人民”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逻辑中心和最基本的出发点，由这一中心衍生出源与流、普及与提高等十对范畴。对此，童庆炳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书评中认为，“这十对范畴、概念的归纳整理及其精到深入的阐释，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系统性、完备性和体系性完全突现出来……以人民为本位、为起点，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文艺思想的根本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西方文论的范畴能否转换或融入到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是多年来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李衍柱从个案分析的视角考察了宗白华先生对于古代文论、诗论、艺术论的现代转换实践，认为在中国20世纪的文艺学学术史中，宗白华先生对这一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在《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一文中，李衍柱提出，宗白华从现代文学创作的实际体验出发，吸取了中外文论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畴，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生命美学新体系，为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对于如何处理中外文论的关系，李衍柱重点个案分析了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关系，全面分析了黑格尔《美学》在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负面效应，明确阐明了中国文论的建设应当根植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之中，总结世界文艺实践的经验，融汇中西，创建新的理论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原则。
探析新时期文艺学美学发展
纵观李衍柱的学术生涯，永葆开放学习的心态，保持与时俱进的学术活力，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重要“标签”，这不仅体现在年近90岁的老人会用电脑写作，会用微信与家人、朋友联系，更体现在他对文艺学、美学前沿问题的思考与把握。
恰如李衍柱所说，“研究文艺学、美学，仅仅去重读、细读中外文艺理论史、美术史、哲学史的经典文本是不够的，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实践和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去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进入21世纪初，急剧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绿色革命给文艺学、美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在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的文化热潮中，“文学时代的终结”论断一时甚嚣尘上。2000年，美国文论家J. 希利斯·米勒，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借德里达有关论述宣示了他的所谓“文学终结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世纪之交文学、文学理论的时代真的“终结”了吗？中国文艺学、美学将向何处去？路在何方？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认识当今时代文艺学、美学所面对的现实？如此问题，几乎日夜萦绕在李衍柱的心头。他深感有必要对文艺学建设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做些系统的梳理、反思和研究。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李衍柱围绕“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这个主题，连续发表了《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新世纪文艺理论的走向》《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文艺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商榷》《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等论文，注重从理论上批评和回答了某些西方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进而联系中外文艺发展的实际，具体阐释了信息时代引起的文艺学、美学的范式革命，鲜明地论说了中国文艺学、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态势和走向，概括地提出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走向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面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文论失语症”困局，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文艺学建设之路。这需要穿透西方文论影响的迷雾，回望自身的文论传统。李衍柱不断地提醒人们，要珍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特别是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方面，李衍柱发现，中国现代文论的几位大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某种示范。比如，朱光潜先生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先生的“东西今古”、“融合贯通”论，钱锺书先生的“打通”论与“阐释之循环”论，都旨在探索一条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之路。
对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李衍柱充满信心。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学理论出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总体格局和发展态势，预示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文学理论必将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结 语
瘦高的身材，整齐的白发，缓慢的步伐，脸上总是带着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这是李衍柱在师友记忆里的一致印象。虽已经退休多年，每天除去吃饭、休息和锻炼的时间，李衍柱仍会花几个小时在书房里读书、看报、写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退而不休”。
2021年，即将步入鲐背之年的李衍柱完成了《中国诗学的春天——李衍柱文艺学文选》《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两部著作的修订出版，30余万字的《诗意的追寻》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正等待最后的开花结果。
在专家朋友的眼里，李衍柱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令很多人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2009年夏天，70多岁的李衍柱临时接手了一个重要项目的研究工作，因时间紧迫，在济南的酷暑季节连续工作，终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住院，但他依旧没放下书本，而且精读了六部十一卷本的《大秦帝国》。养病期间，李衍柱完成了又一项研究成果——洋洋20余万字的《〈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被视为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健康互动的一个范本。
倘若总结李衍柱学术研究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基石，无疑是最重要的底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看来，李衍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原则，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要在实践中真正发现自己、认识自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去思考和回答人生与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而实事求是地为自己定位，确立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是李衍柱对自己几十年文艺学、美学研究的总结，也是对青年学者的谆谆告诫。
在前辈大师教诲和古典文化熏陶下，李衍柱自觉地接过宗白华、蔡仪等前辈学人的薪火奋力耕耘，早已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老兵”，如今，他更希望将“钥匙”交给文艺学、美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人，学术代有后来人，人才辈出就能踵事增华，薪不尽火继传。
编辑：张雨楠
文艺学考研(文艺学考研考哪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