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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莫秀根
400多万个全国家庭农场,223万家农民合作社……在广袤的乡村田野上,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大显身手,激活着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在这些新型“三农”主体中,小微企业和小农户等微弱经济体仍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金融应该如何呵护好“小微之苗”?如何解决好乡村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金融家》记者专访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莫秀根。
小微企业是产业兴旺的“源头活水”
目前金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情况如何?面对记者的提问,莫秀根开宗明义地说,在谈论乡村产业振兴,我们必须要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谁是乡村产业经济的主体?
“在乡村,小微企业仍然是经营生产、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莫秀根指出,尽管农村劳动力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但大多还是沿用家庭生产的模式,家庭经济依然是乡村经济的主要特征。同时,也需认识到,农村产业已发生很大变化,传统农业产业占比越来越小,正逐渐被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兴业态所取代。
“在这些变化下,金融机构需要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农村产业的发展。”莫秀根表示,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要深刻认识到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区别,这些农村主体不仅从事着经济生产活动,还同时担负着家庭教育、关怀、养老、文化传承等责任。
“因此,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应更全面。”莫秀根呼吁说,单一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已难以适应和满足乡村经济中的需求,要建立一个包含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适合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生态体系。
莫秀根还观察到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一些明显变化。近年来,城里打工的农民有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渠道后,掀起了一股下乡或者回乡创新创业的浪潮。据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2年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人。“如何改善乡村融资环境,吸引各类人才‘引回来’‘留得住’,也是金融助力产业振兴的关键一环。”莫秀根说。
乡村小微企业仍存融资短板
近年来,在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金融资源主动向农业农村倾斜。然而,乡村小微企业、小农户融资问题依然是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坎”。
“现阶段,乡村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小额、临时性的贷款上。”莫秀根在调研中发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已取得长足进步,小微企业短期小额的金融需求满足度已经相当之高,但其在获取额度相对较大、时间相对较长的贷款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对于大部分小微企业来说,超过30万元以上的贷款基本上需要进行抵押才能获得,而农村家庭和小微企业特别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很难通过土地和房屋抵押获得贷款,目前的信用体系和数据体系也难以支持这一诉求。”在莫秀根看来,究其根本,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难的最主要症结,一是乡村小微企业往往缺乏能够获得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担保物,二是金融机构缺乏判断乡村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数据。
莫秀根进一步解释说,最近几年,农村土地和房屋实行三权分置,部分解决了抵押问题。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农村土地和房屋在本村集体范围内流转难度大、市价不高、规模小等原因,农村土地和房屋抵押融资效果尚不明显。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担起了“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重任,建立了政府性的担保机构、信用保障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但在实际运作中,运作机构的风控模型与银行相差无几,甚至直接由银行进行尽调,结果担保也偏向于给条件比较好的客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微客户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给优质客户多加了一把保险锁,信贷服务的边界并没有扩大。”莫秀根坦言。
疑问摆出来,题如何破?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中,为解决上述两大痛点问题提供了更清晰的路径:一方面,推动融资配套要素市场改革。要探索完善农村产权确权颁证、抵押登记、流转交易、评估处置机制,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另一方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各地与金融机构共建涉农公用信息数据平台,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多方采集和分类分级保护机制,强化数据运用有效性和数据存储安全性。金融机构运用征信服务的基础上,要发挥好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数据共享作用,用好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等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构建信用评价与授信审批联动机制,更好满足各类经营主体合理融资需求。
让信用数据成为新农资
“信用体系建设或可成为解决乡村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主角。”莫秀根认为,农村信用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对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分散小额的农村客户尤为重要。
采访中,莫秀根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深挖信用价值的例子:浙江宁波余姚市自2012年起推出“道德银行”,该“银行”旨在推动“道德”与“信贷”有机联姻,评定农户日常道德诚信表现,并以道德诚信做担保,为农户提供创业小额信用贷款,助推良好乡风。据了解,“道德银行”的信用贷款功能每年为守信群众、企业节省利息5000万元以上。
无独有偶,还有一些地区探索了信用体系与社会诚信建设的融合,发挥金融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例如,在浙江湖州市和衢州市金融改革实验的具体实践中,良好的生态环境行为也可以增加信用授信额度,个人良好的碳足迹分值同样可以起到增信作用。
莫秀根告诉记者,虽然各地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信息孤岛”等问题仍然突出,制约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
“农村信用信息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莫秀根建议,政府依靠其强大的政务信息,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团队进行分析和建模,出台更加精准的政策来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数据来识别金融政策目标客户,实现贴息、专项贷款等金融政策的精准实施。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也应该凭借其市场经营数据和强大的金融科技能力,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金融要服务好乡村振兴,就要跳出金融看金融。”在采访的尾声,莫秀根总结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需要从多方努力,包括数据治理、政策制定和金融支持等等,共同汇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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