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考研，社会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手的精神史》， [英] 达里安·利德著， 邹宏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2年10月版，184页，45.00元
英国精神分析专家达里安·利德（Darian Leader）的《手的精神史》（Hands,2016；邹宏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9 月）是一本饶有趣味的小书，可以很快读完，但是余味不断。原书名只是《手》，复数的“手”，可能会令读者一下子不知道它讲什么。中译本加上“精神史”是一个有效的指引，但是所谓“精神史”也并不准确，看完之后我想还可以叫做手的“文化史”或“社会史”。不过，其实也谈不上“史”，说是有知识性和思想性的随笔更准确一些。当然，很重要的是书后有非常丰富的、与正文内容对应的“参考文献”，可以保证它的学术品位。作者在书后的“致谢”说是“把想法转变为文字”，也是很朴实的说法。开始的时候我试图把它与身体史研究、情感史研究联系起来，读完时发现更接近社会文化研究中关于身体（手）的漫谈。有意思的是，当作者的朋友听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手的书的时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啊！一本关于手淫的书啊！”（87页）他说这种联想有些难以对付，结果他只好真的用一章来写与手淫有关的手。看来，关于手的联想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如利德说的，手即便放在裤兜里也不要乱动。
顺带要说的是，社会学家如何观察公共场所中的手。作者举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注意到在拥挤的地铁上，有些站在女乘客身旁的男性会不自觉地将手举得高高地抓住头上的拉手杆子，以“这种奇怪而又不舒服的姿势证明了双手无罪，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我的手干的’”（79页）。这是“邪恶”的身体欲望与自证“清白”的双手联袂上演的哑剧，是在内发性道德规训约束下的手工活。
在世俗生活中，人类的身体总是要反抗灵魂对它的压抑和贬斥。但是在思想与学术的场域上，以身体书写的真理总是被以灵魂书写的思想与学术重重叠压着。近二三十年来，在“新历史主义”和“新文化史”的旗号鼓舞下，跨文化、跨学科的身体研究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队伍，各种体裁和不同读者面向的身体论著不断出现。出自一位精神分析师之手的《手的精神史》可以让读者比较放松地走进围绕身体的语义圈，有学术兴趣的还可以从这里进入有关身体的学术与社会生活相连接的前沿。
说到时代生活的前沿，作者提醒我们在面对数字时代的时候，在可能会意识到的种种改变之中，往往会忽略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使人们的手以各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忙碌着（第2页）。真的是这样，我们以为只是观念改变、获取信息的渠道改变、人际交往的方式改变、乃至购物付款方式等改变，但是我们或许很少会想到在所有这些改变的背后，我们的手更忙碌而不是更清闲了；更没有想到我们的手已经产生了生理进化意义上的变化。作者从心理与生理的医学角度告诉我们，医生们早已注意到与电脑和手机相关的手部问题大幅度增加，“因为手指和手腕总是被用于做一些完全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新动作。这些全新的活动模式预计将导致手本身的硬组织和软组织发生变化。最终，我们将拥有全新的双手，就像嘴巴的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被认为是刀叉的出现改变了咬合的形状”（第3页）。过去我们只是想到政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艺如何联手“形塑新人”，很少想到被数字时代形塑出生理结构有变化的真正的“新人”；即便会想到进入电子屏幕时代之后会改变我们的视力、眼球和颈椎，恐怕也很少想到会改变我们的手。双手更忙碌而不是更清闲了，手在改变世界的同时自己也被改变！这是我们的肉身存在的重要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是必须认真思考的事实。
谈到手和手机的关系，利德说到一种变化：现在手机占据了与香烟完全相同的社会和身体空间。一个男人与情侣在一起的时候，既要抽烟又想亲吻，这双重依恋使他困扰；在今天，这种抉择变成在伴侣和手机之间（77页）。手机是我们今天这个E-托邦（eutopia）时代的核心部件，用回福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es） 来说，手机建构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但是对它的理解必须借助于想象、神话、虚幻体验，才能接近那种真实存在。手就这样成为建造手机E-托邦的工具。
但是手“作为人类能动性和所有权的象征”仍未消失，因此手的社会学仍然是连接手语社会的最重要的学术场域。利德指出，从《圣经》到盖伦，从加尔文的“手工神学”到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手的能动性与权力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在《圣经》中，相比其他身体部位，手被提到的次数是最多的，光是在《旧约》中就出现了两千余次。在早期基督教中，神常被描绘成一只从云层中伸出的大手，摩西律法石板最初可能也是手的形状，两块石板上分别刻有五诫（第7页）。从宗教权力到世俗权力，手的政治性功能起到重要作用。
应该说，手的政治性可以是很有危险性的，比如在政治演讲中的手势，还有正在书写政治檄文的手。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就有一只这样的手，最后他的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悲剧之手。公元前43年12月7日，罗马著名的演说者、罗马共和制度的捍卫者西塞罗被安东尼谋杀，他的头颅和手被残忍地展示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利德在这本小书中就说到这件事：“手势是演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塞罗称之为‘sermo corporis’，即‘身体语言’。有时人们甚至认为，手势比演讲的内容或结构更为重要。研究古典手势的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观察到，西塞罗被谋杀后，他的双手同他的头颅一起被公开展示。想必这并非偶然”（第9页）。在研究手势的专家眼里，那只手的危险性在于其手势使演讲更具有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西塞罗的悲剧并非全是他的手势所惹的祸，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只手写出来的文章。巴特勒教授的著作《西塞罗之手》（The Hand of Cicero）论述的正是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已经进入一个由书写文字主导的时代，书写的权力凌驾于口述之上。西塞罗光靠演讲已经难以在社会政治中取胜，书写之手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字对于统治者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因此，安东尼想通过这只被砍下来并且公开展示的手告诉世人，谁要想以文字挑战他的权威、以文章阻挡他迈向独裁的步伐，这只手就是所有正在握笔的那些手的下场。
可以想象的是，安东尼砍下西塞罗沾有墨汁的手，他自己的手就沾上了鲜血。“手上有血”从来就是政治史叙事中的敏感议题。我想起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谢塔勒的《读报纸的人》（陈佳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那位卖报老人愤怒地说：“一个人手上有血，其他人站在这不说话。永远是这样！”“我不会沉默，我的手上没有鲜血，而是有高尚的墨汁！”然后追问“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历史学家也会追问：在西塞罗之后的下一只被砍下的手是谁的？《西塞罗之手》这个题目也是很有感染力的，我想起诗人兰波在1871年3月18日，听到巴黎公社的消息后激动地奔走呼唤；当公社被镇压，他因怀念公社的女战士而写了一首《让娜-玛丽之手》，爱与幻想在熊熊的火光中借着玛丽之手而升华。
约翰·奥尼尔在《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提出了“政治态身体”这个概念，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手，但是当他说到从罗马时代的平民分裂（plebeian secession）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街头政治、今日之反核战和反全球化贸易抗议，“人的身体屡屡提供了政治抗议的语言乃至文本，对抗那些使我们陷于非人性的管控机构” （51页）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手在身体话语中的动作：一只高举的拳头，或者两只平行上伸的、似乎捏着什么的手。奥尼尔最后说，“今天的我们必须再一次用我们的身体去重新思考社会、亲属关系和历史”（106-107页）。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说，读利德这本书之后我们同样会思考身体中的手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手。比如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谈到：“官僚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要忘记谁是你的主人、喂你的手是谁的手。”（130页）“喂你的手”真是一个很好的隐喻。
其实，手的政治性甚至不在于它是否书写什么或者向天空高举起来。米什莱在他的《法国大革命》中说，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手拉着手，节日就属于他们。更令人动容的是尼·潘琴科所描述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出殡的情景：雪花飞舞，人们轻轻地唱着一首歌，男人们摘下帽子；朋友们坚持用灵柩抬着她走进教堂，年轻人和老人手拉着手组成人墙不让警察进去（《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俄文版序”）。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在课堂上老师可能会要求低年级小学生双手如何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般很少是从礼仪教材或者课堂上学到有关手应该如何有礼貌地使用的规范，更多是在成长环境中无师自通。作者告诉我们，根据中世纪词源学研究，从“服务”（munus）一词中衍生出了“手”（manus）这个词。因此中世纪时期的教堂对教徒们的手有严格要求，要将双手保持在固定的位置，如双手常常要放在腰带或短剑上，或者在腰前交叉地频繁刻画。早期的宗教礼拜涉及大量的肢体活动，人们的手、胳膊、眼睛和声带都忙得不可开交。人们通常会将双手向上举起或把手放在眼前，伴随着呻吟和叹息（69页）。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哈特内尔（Jack Hartnell）的《中世纪的身体》（徐仕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有专门谈手的一章，里面谈到在中世纪的手抄本上，手的图像频繁出现在页面边缘，这是书籍史与阅读史的重要议题。
我们从小就认识和实践着手与战争的联系。利德讲的正是我们的——应该说是所有少年的——身体经验：把自己的手当作枪，模仿扣扳机的动作，只不过在我们那个时候嘴里会说一句“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利德说，“很难不把手的形状与枪联系起来。事实上，在英文单词中，‘枪械’（firearm）一词包含了‘手臂’（arm），而被当作枪管的手指就是用来指点与责备的手指。这种联合方便了枪支的使用。如果将武器等同于手，那么杀戮可能会变得更为容易”（117页）。在我们汉语词汇中有不少“手”的概念指向“杀手”的专业性，如“狙击手”“炮手”“射手”等等。在我们的视觉记忆中，也有一些关于手的特写镜头成为杀人图腾，比如正在扣扳机的手、紧握炸弹的手。有一些手的作用更复杂，也更有戏剧性。比如在游击战中，一双正在埋地雷的手，摩挲地形、轻举深埋，其实是在召唤另一双随时准备挖雷的手，无论探测仪如何先进，排雷还是以手动为主。于是在手与手之间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相互致敬的智力博弈，就看谁的手艺更高、胆子更大。
在神经病学有一种“异己手”（alien hand） 综合征，指的是一只手的行为目的可能会与另一只手南辕北辙，无法遵从患者的意识指令。这种情况似乎难以想象，两只手配合不好的情况不难理解，但是两只手互相打架却很少见。作者说，“这种手的能动性的自相矛盾与现代自由观念的奇怪转变相呼应。手的能动性不断刺激我们实现自主权，但也正是手的这种能动性剥夺了其实现的可能性”（12页）。接着他以超人系列的电影《超人：钢铁之躯》（Man of Stell）说明一个道理：当为了自由而反抗一切命令的时候，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命令。好吧，转换回手的频道，说的是为了手的自主权而上瘾，结果就失去了自主权；更关键的是，当我们对自主权上了瘾，我们就越是失去了自主权。想想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当我们把手提袋换上双肩包的时候以为手就解放出来，其实是为了让手去接更多更复杂的活。
在自动编程、批量生产和虚拟产品盛行的时代，鼓吹回归传统的个性化、手工艺化成为一种带着人性温情的推销美学，仿佛只要回到动手或手动时代就可以让世界远离科技专制，远离无论是何种名义下的专制暴行。但是利德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这种“手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残酷性，看到了在背后隐藏的暴力。他说“我们很难忽视（应该说不应忽视——引者注），一些小心翼翼、独具匠心的手工活动往往与残暴的独裁者联系在一起。我们能想到希特勒的水彩画，或者斯诺总统在《饥饿游戏》（ The Hunger Games） 中温柔细心地修剪玫瑰。个性化的手工艺和自动销毁似乎奇怪地联合在一起。难道我们没有发现吗？当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发布的个人资料体现着同样的逻辑，他们在毁灭整个文化的同时，却又喜欢制作模型和陶器”（19页）。讲得太好了，希望以后那些执行官下面的形象设计师不要再用那些如何专注地手塑陶器或含情脉脉地手冲咖啡的桥段了。
手的忙碌与清闲既可以指向此时此刻的手，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隐喻，清闲的手可以代表一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无论是在宗教还是世俗的背景下，游手好闲总是危险的。……很多世纪以前，无所事事的双手被视为对个人和社会秩序的威胁。双手必须保持忙碌。”（62页）我们对这个并不陌生，在过去年代里有一句流行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的是动员城镇人口搬到农村去，也有用于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
空着手或者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只要成为一种习惯，就总是某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历史情景的反映。手的社会学意义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利德发现在十六世纪以后，人们不再只是用双手祈祷、指引方向或者做手势，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拿着东西，比如扇子、手套、香盒和盒式吊坠（71页）。对于我们的历史图像学研究来说，很有意义的问题是“16世纪开始，手套在肖像画中频繁出现，它们通过其材质、颜色、款式、装饰和长度所蕴含的价值来传递信息。但除了这些表面特征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如何被拿着、被戴上、被携带以及被脱下”（同上）。无论男女都很喜欢在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当人们身边有其他人时，扇子似乎随时都需要被使用：每个人手上必须有一把扇子，扇子从未被弃置并且一直保持着更新换代。折扇在17世纪中叶风靡一时，上面印有或涂有人物、地图、格言、宗教或政治场景。截至1710年，伦敦约有300家不同的扇子制造商，甚至在该世纪中叶还出现了扇子税”（72页）。这令我想起我们小时候也有过有点接近的扇子时代，那时在酷热的夏天里离不开一把大葵扇或纸折扇；印象更深的是，那时的小伙伴会练习如何轻松地以大拇指一推就把折扇打开，或者干脆学进入南府的洪常青那样，潇洒地一挥手就把折扇甩开。这就是关于手与时代的记忆。
作者肯定是对大卫·里恩执导的电影《日瓦戈医生》（ Doctor Zhivago ）印象特别深刻，日瓦戈医生的女儿向她的叔叔讲述自己与父亲永远失去联系的那一刻，“人们四处逃亡，到处都是爆炸声”，她激动地说，“他放开了我的手。”她重复着这句话，“他放开了我的手。”利德说，“在这里，手的紧握是人类依恋的象征，如果把她后来逃亡和失去的经历描述成一个深渊，这一定不是夸大其词。”（46页）这当然不是夸大其词，经历过逃亡、战火离乱、怒海求生的人，对于手的紧握与松开的感受肯定是刻骨铭心的。依恋与失去，还有什么情感比这更刻骨铭心呢？作为精神分析专家，作者对于人的生理反应与精神的关系深有研究。他告诉我们，“紧握”在我们生命最初几个月里无所不在，但是松开、放手却是在很久以后才能学会。“如果抓握最初是一种反射性动作，那么放手并不是，必须至少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学习它。”（50页）作者想说的是，学会“放手”“放下”是很难的，因为依恋是一种很深很内在的情感。但是，所谓的“放手”其实与手没有什么关系，除了真正的握手与松手那一刻，“放手”更多时候说的是在心里“放下”、在记忆中主动遗忘。
这本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在问题和回答、说话和回复之间，我们需要知道手还在那里。”（155页）我们的确需要知道手还在那里。于是有些读者又会想起了那只曾放在罗马广场讲台上的西塞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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