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如果离开了哲学的指导
作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术文化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今天面临着如何深化、拓展与创新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至今已形成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较为健全而系统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格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完备、学术内涵日渐充实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解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紧迫课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再探讨，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近百年发展历程，努力构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继续发展的主要方向。
社会性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核心理论问题
社会性质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对的首要现实问题，也是核心理论问题；既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古代史不同时期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近代史的“两半”理论的确定，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贯通解释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中被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和论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从学理层面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完善。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无奴论”再度崛起，中国古代史分期“新说”涌现，“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热烈，其核心问题仍然指向社会性质。“无奴论”更倾向于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特殊性立论，一些学者结合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材料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模式和发展特点，反思了怎样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问题。尽管部分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乏偏激之见，但“无奴论”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学者针对“无奴论”作出回应，认为马克思在世时已经提出了历史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种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社会并非一定是奴隶人口占大多数，而是以奴隶制生产方式成为支配形式为基本特征，古代中国奴隶制的重要特点是家庭奴隶制获得了充分发展，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尽管很难说哪一种认识获得了“共识”，但对奴隶制社会性质的讨论促使学者更深入地探析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内涵，推进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直接涉及辨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问题。有学者认为，“封建”一词用于“封建社会”不合古义，名实错位，导致了秦汉以后的“泛封建观”，是对“封建”的误用。另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概念的使用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并不少见，概念使用的古今演变有其合理性，历史研究不应片面固守古义而否认今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封建社会”并不背离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原意，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与“无奴论”和“有奴论”者更多地是从史实中考察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研究特点不尽相同的是，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是从概念史的学理层面辨析的，而较少顾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叙事的现实场域，客观上却有循“封建”之名责“封建社会”是否存在之实的嫌疑。
进而言之，“无奴论”只是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试图从氏族、宗法、人身依附关系、土地制度、政权形式等更具中国历史特点的史实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特征，并认为中国古代亦可成为不经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特例”。此论并未超出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的总体理论框架。比较而言，因对“封建”一词循名责实所带来的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拷问和质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或更值得重视。原因在于，时间跨度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代史叙事主体，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等问题，无不由此而来。同时，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被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学理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与此前以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立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前后相连，设若否定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封建社会阶段，则会中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叙事链。
另需提及，持续有这样一种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疑问，即古代史分期问题为什么长期无法得到解决？是不是这种历史理论或研究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实际上，这种疑问本身就带有明显的非人文学科色彩。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影响不一的多种以总结历史发展动因、概括历史变化规律、构建文明模式、展望历史发展未来为目的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均未见获得所谓终极答案。奢求那种能够解决一切历史问题或者如自然科学那样得出“科学定律”式的结论，有悖于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做出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后，有学者对“两半”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分别指的是国家地位和社会经济形态，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并继续向殖民地发展的过程是“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是“向上发展”的趋向，不应将二者并列等同或混淆在一起。这种认识也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的起因之一。“两半”理论的实质要点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是使中国走向沉沦的根本原因，与之对应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才是近代中国上升过程的主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社会形态学说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整体概念，将其割裂开来是对近代社会性质的误读。只有在“两半”理论基础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才能够结合“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对中国近代历史作更全面解读，这应该是近年来经过研究和讨论后更多学者所形成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正确认识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针、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虽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一定完全因时局变迁而如单线推理来得那么直接，但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应成为考察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适应度”的重要权重，这是不应被忽略的。就此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性质所作出的研究论断，意义不言自明。
渐趋客观的评价与研究视野拓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形成、发展到高居中国史学主导地位，已走过近百年历程，这在曾经出现过多种史学思潮与流派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90年代后，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持续成为学界热点，但在一段时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均低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与对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明显受到更多学者重视，在深入发掘材料基础上探讨不同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走向，更全面地研究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家学术思想和社会影响的成果大量增加。量的积累必然导致对质的新要求，关注度的提升带来更多维度的问题意识。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论证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掌握历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等多重现实需求中形成并发展起来。探讨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及社会性质以明确中国革命的现实目的，构建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以展现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学术追求，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建立之初就具备双重特征，也是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其他史学流派的主要不同之处。由于兼具多重特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分歧较大。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观照史料与理论、学术与现实等层面的互动关系，不能仅突出其现实需求而弱化其学术内涵，亦不可仅注重其学术权重而忽视其现实旨归。
已有研究曾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时代与学术语境，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味突出其现实功能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学术逻辑，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论题是“假问题”“伪问题”；二是不能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特定时期为了革命目标和政治需要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此做法所存在的对历史学本身的消极影响，不能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学术批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史学界出现重视史料考证、弱化宏大叙事的趋向，辅以对清末民国时期实证史学研究的肯定、“史学便是史料学”等理念的追捧，评价体系更倾向于具体研究和史料考证，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被边缘化。这两种现象都有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和评价。
事实上，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受制于不同现实氛围或特定时代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时常会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自我调整。如社会史论战期间出现的公式化倾向，即被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及时加以总结；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影射史学倾向，在随后50年代由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对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实际上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这一新的条件下，对以往出现或积累的理论与历史相结合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大规模研讨与纠错，客观上达到了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内涵的实际效果。
随着近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加强，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使研究者进行了更深入思考。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是就史家著述立论，忽略了史家著述背后的各种研究动机和现实语境，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已开始改变单一的文本定性模式，将文本呈现与时代语境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存在着史料与理论间的张力，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完全不重视史料的偏颇之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间的关系问题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离开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而仅从学理层面研究这个问题，并不能把问题阐述清楚。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顾及史料、理论和时代三个维度。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而言，社会史论战时期前后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问题的人员背景较为复杂，其中一些非中共学者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翻译以及结合中国历史所做的研究，不宜完全排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围之外，他们的见解同样有必要视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从李大钊到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到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史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际谱系及其学术见解的前后承继，也需要认真对待。以往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史家形塑为观点、立场完全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其实在诸多学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观点，出现过多次激烈争论，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争议的来龙去脉，对于深层次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会有极大帮助。曾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被看重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阶级分析、历史主义以及思想史、诸子学等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应该怎样总结和评价，应该如何将已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融入已经发展或更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话语中，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界的共识，这是在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认识。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固然需要汲取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史学要素，也要积极学习借鉴外国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是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最重要学术资源。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研究体系和基本学科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理念融入了中国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浑然一体。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和突出的学术创造力，事实证明，其有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中国史学继续发展创新的历史责任。
现有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无论是历史学门类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还是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后不断充实或创建的。继续健全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和探索新文科建设路径，应是构建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主要思路。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支撑，学术体系的形成需要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支撑，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是构建中国史学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中国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及其成就和经验，都是构建中国史学学术体系的主要资源。话语体系是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现系统，是中国特色历史学的有效表达，涵盖了中国史学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中国史学研究学术前沿和学术特色、传播历史知识和普及历史教育等多种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愈来愈凸显其重要意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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